从圆形叙事看草原书写的生态关怀 ———以海勒根那的作品为例
【民俗文化】从圆形叙事看草原书写的生态关怀 ———以海勒根那的作品为例丁燕：从圆形叙事看草原书写的生态关怀
———以海勒根那的作品为例|评论
内容摘要：新时期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在环形时间观和古典文学的基础上，借鉴并吸收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圆形叙事结构。以海勒根那的多部作品为文本，通过对比螺旋式环形结构、“来而复去”的空间循环模式和“死而复生”的生命循环模式等圆形叙事结构旨在揭示海勒根那在草原题材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生态关怀。
关键词：海勒根那；圆形叙事结构；草原题材；生态关怀
新时期蒙古族青年作家海勒根那的作品多以草原为审视对象，以草原生态环境为文学审美聚焦点。海勒根那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生态关怀引发了国内评论家的关注，然而作者笔下的叙事结构与生态关怀之间的内在联系却未引起重视。中国新时期蒙古族文学吸收了蒙古族和汉族的文艺元素，并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海勒根那对圆形叙事结构的使用也同样离不开古典文学作品和环形时间观念的长期滋养，但是纵观圆形叙事结构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发展变化，作者正是在魔幻现实主义的启发下使用叙事模式，将之应用到草原生态书写中并使其大放光彩。
一、叙事模式与时间观念
圆形叙事结构和循环时间观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几经兴衰沉浮。圆形叙事结构较早见诸于中国古代四大名著和蒙古族英雄史诗等作品，是中国古典文学常见的叙事模式之一，其产生原因与中国传统循环时间观不无联系。时间在中国传统循环时间观中被视作一个圆圈“周而复始，周而复返。”并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和“六十一甲子”的天干地支说、周易八卦、阴阳五行说等传统文化中。然而循环时间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却受到线形时间观的挑战。随着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等西方文化思潮的引进，科学的、理性的、线形的、开放的西方线性时间观也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被大规模介绍和传播到中国。在梁启超等人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声中，以线形时间观为基础的小说叙事模式取代了传统的圆形叙事模式并被广泛接受。在追求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的20世纪，科学、理性和线性的时间观念主导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标志着“进步”与“发展”的线性时间观直接影响到小说叙事方式和结构安排的线性思考与探索。时间从此被社会化、政治化，线性的叙事模式常常表现出和“过去”的诀别及对“未来”的憧憬，并一度成为新文化运动后的主流文学形态。
随着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工业和科技文明对自然的征服和破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类不得不反思工业文明下的科学主义和线性时间观等。线性时间观由于远离自然的生命节律，而受到20世纪思想家尼采、斯宾格勒等人的反对，并由此改变了西方现代文学作品情节结构的变化。现代主义托马斯·多切特依据新的循环时间观念将现代主义小说定义为“滴答滴”式情节。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和“滴答滴”式循环时间观的影响，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常常在话语层面上“任意”拨动调整时间以构建情节或揭示作品主题。随着马尔克斯的名声大噪，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连同圆形时间模式———时间成为国内众多作家纷纷模仿与借鉴的对象，莫言、陈忠实、李锐的作品中都存有模仿痕迹。新时期蒙古族作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叙事模式的影响，例如用蒙语创作的乌力吉布林，用汉语创作的海泉和海勒根那，以及用藏语写作的次仁顿珠等。较之其他几位作家，海勒根那在多样的圆形叙事结构中融入了丰富的生态主题，这与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长期熏陶不无联系，但同样离不开拉美作家胡安·鲁尔弗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对之的影响。海勒根那曾经撰文坦言：“最后我还想要说的和做的是，向引我上路的文学大师们脱帽致敬，正是这些素不相识的人告诉我文学的奥妙和写作究竟为了什么。他们的名字是：福克纳、鲁尔弗、艾·巴·辛格、莫泊桑、屠格涅夫、博尔赫斯、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还有中国的余华。”
二、螺旋式环形结构
《佩德罗·巴拉莫》 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鲁尔弗的重要代表作，其显著的写作特色之一便是螺旋式环形结构。故事以同父异母的兄弟阿布迪奥带“我”进入柯马拉寻找从未谋面的父亲———佩德罗.巴拉莫，故事止于阿布迪奥亲手杀死了佩德罗·巴拉莫，整个作品结构形成一个环形。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环形结构并非是封闭的环形，苏萨娜是这个环形结构中的希望所在：作为柯马拉村唯一不受佩德罗摆布的人，苏萨娜至死也没有屈服于佩德罗。苏萨娜的逝世日期恰好是圣母圣灵受孕的日子，这无疑是苏萨娜再生的征兆，因此当葬礼钟声敲响时，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将一场葬礼变成了盛大的庆典。由此看来，鲁尔弗笔下的圆环并非完全封闭和找不到出路，而是呈螺旋式的。人们恰恰是在这种螺旋式的运动中找到了出路和希望，而这种出路与希望不仅是主人公的梦想，也是小说作者的初衷。海勒根那将鲁尔弗的螺旋式运动模式应用在多部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中并巧妙地在悲观失望中展现出一丝曙光。《父亲鱼游而去》 以“我”五岁那年“父亲”在一场洪水中去世后化作黑鱼为叙事起点；然后循着时间轨迹追述到洪水来临前“父亲”开掘河床的前因后果，并由此延伸出多年后“母亲”对“父亲”的跛脚回忆；继而跨越到二十年后“我”来到“父亲”的故乡探寻“父亲”背井离乡的秘密；小说最后回到“我”五岁那年洪水发生前后的记忆。《父亲鱼游而去》 整部作品采用了圆形叙事结构，即从圆环上的任意一点开始阅读都能看到一个有关人类寻水的完整故事。从“父亲”脚生蹼，到掘河找水，再到“鱼游而去”，每一个故事环节都在暗示人类与水自古至今的“难解之缘”，也由此体现出草原环境下水资源的保护和维持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意义。蒙古族在历史上被描绘成“逐水草而迁徙”的北方游牧民族，在蒙古人眼里水是生命之源，生灵之本。然而，20世纪80年代较20世纪60年代，短短20年间内蒙古湖泊减少1321平方公里，总计退缩面积10943.4平方公里。草原地区湖泊面积的减少和水资源的匮乏与草原生态环境的破坏密不可分，随着草原的过度开垦和人口的迅猛增长，水资源短缺现象日趋严重。长期以来干旱已经成为危害农牧业生产和促使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然而“父亲”并没有丧失信心，而是凭借着坚忍不拔的执着性不停地寻找着水源。此外，螺旋式环形结构下还套嵌着一个小环形结构：“母亲”和“我”在寻找失踪“父亲”的途中遇到一个胡毛像鱼须，眼睛如玻璃球，皮肤似鱼鳞的怪模样老头，并从老人那里获悉“父亲”所化作的黑鱼被“钓上来“又被“重新放回水里去了”。鱼神形象的塑造体现出蒙古族人对鱼的崇拜。草原地区干旱缺水，蒙古族对鱼更是崇敬有佳，例如蒙古族民间工艺的传统图案中多见鱼纹图案，信仰喇嘛教的部分蒙古族人忌食鱼类；蒙古族民间神话常出现鱼公主、龙王女儿等鱼神形象。鱼神形象传递出蒙古族对大自然的崇拜情结，鱼神将“父亲”钓上来又放生的小环形结构表现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包容，也蕴含着对未来人类生存发展的思索。海勒根那通过置换人与鱼之间的位置关系从而达到颠覆人类中心主义的目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长期占据着以人为本，为中心，为主宰的地位，例如现实生活中的垂钓者永远是人类，鱼儿则是被钓的对象。倘若有朝一日边缘者和被主宰者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反过来主宰人类，人类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同样的螺旋式结构还见诸于海勒根那的另一部小说， 《寻找巴根那》 以寻找失踪的巴根那和羊群开始，经历了长途跋涉后，“我和堂兄”尽管找到了化作领头羊的巴根那和数量多达百只的羊群，然而“我们”的步伐却未停止，而是追随巴根那一起继续寻找。“寻找”是整部小说的起因、线索和结尾，然而“寻找”的意义却在环形结构中发生着不同的变化。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导致农业歉收和连年干旱，在人、畜、自然关系尖锐的对立时期，巴根那为了保护羊群而选择古老的草原生产和生活方式———游牧经济。“我”和三十多人的随行者在寻找巴根那和羊群的途中随着环境的变化也不断地在涤荡着自己的心灵，并试图重新找回游牧民族的精神家园和草原文化的生态精神。海勒根那的上述两部作品都发生在受严重生态问题困扰的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让生活在草原的蒙古族人民产生了强烈的焦虑和忧患，生存的困境唤起了人们的生态意识，作者用螺旋式环形结构喻示草原人民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信心而是继续找寻希望之路。保护家园和恢复昔日草原风光的路途是漫长而艰难的，但是长期的奋斗和不懈的寻找之后必然出现希望的曙光。
三、“来而复去”的空间循环模式
“小说 《佩德罗·巴拉莫》……在空间结构中向上或是向下运动，在时间结构中则在过去—现在—将来三点上运动，在生命的进程中又是沿循着生命—死亡—生命这样一条运动轨迹。”受之影响，海勒根那笔下的叙事结构也不仅仅局限于螺旋式循环结构，还体现在空间进程方面，并按照“来—去—来”的空间循环轨迹依次展开。在 《母亲的青鸟》 中“小傻瓜”的“母亲”在挖掘水渠的过程中劳累致死，并化作青鸟腾空而去 （功能1）；“小傻瓜”不得不离家出走并踏上寻找“母亲”的漫长征途 （功能2）；在外漂泊了几十年后，“小傻瓜”在青鸟的带领下重新回到故乡并躺在母亲的墓穴中 （功能3）。正是在来而复去的空间模式中，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过程中，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社会关系锤炼和造就了“小傻瓜”克服困难的坚毅品格和对待生命的博爱之心等民族文化精神。随着技巧的日臻成熟和生态意识的增强，《到哪儿去，黑马》、《寻找巴根那》、《父亲鱼游而去》 和 《父亲狩猎归来》 等作品中的地点在“来—去—来”的叙事结构中发生着细微的变化。作品中的故乡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主人公出生地，而是具有现实中的故乡和理想中的故乡双重含义。《到哪儿去，黑马》 中的主人公巴图骑着黑马离开“低矮、有着机井的窝棚”回到已经远逝的童年，重返梦牵魂绕的茫茫草原；《寻找巴根那》中的巴根那则离开旱情严重的家乡，化身为羊寻找理想中的草原；《父亲狩猎归来》 中的“父亲”也在来去之间试图恢复昔日的狩猎文明。现实情境下的故乡往往是主人公现居的遭受生态破坏的草原或森林，而理想中的故乡则是存留在记忆深处或令人憧憬的美丽草原或繁茂的森林，由此昔日水草丰美的草原和物种繁多的森林与当下遭受严重破坏的生存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了突破生存困境，作品主人公于是在“来—去—来”的叙事结构中不断地寻找昔日令人魂牵梦绕的故乡草原，回归游牧生活，重构草原文明的作品主题也从而得以展现。
四、“死而复生”的生命循环模式
《佩德罗·巴拉莫》 中所有的人物都是鬼魂，海勒根那笔下的主人公也并非都是人类。长期在萨满教和藏传佛教的熏陶下，海勒根那的作品中蕴含着万物有灵论和生死轮回的观念。《父亲鱼游而去》 中的父亲死后幻化成一条长着脚蹼的黑鱼，《寻找巴根那》 中的巴根那失踪后变成一只黑脸跛腿的领头羊，《母亲的青鸟》 中的母亲死后化为一只青鸟展翅飞翔。海勒根那正是借助不受时空限制的小说人物从而摆脱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因素的制约，并在“生—死—生”的生命循环模式中自由构建理想中的世界。在海勒根那的代表作中，主人公所面临的对手通常是遭受生态破坏的生存环境。《父亲鱼游而去》 中的“父亲”与水资源极度匮乏的恶劣环境作斗争，长年离家在外只为掘河找水（功能1）；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引发了洪水，“父亲”在情急之下救出“母亲”和“我”，自己却因耗尽力气被大水冲走 （功能2）；洪水过后，“父亲”幻化成一条黑鱼，在与家人的短暂团聚后鱼游而去 （功能3）。整篇故事情节在父亲化鱼的奇思妙想中完成生命循环模式。与《父亲鱼游而去》 结构相似的另一部作品《父亲狩猎归来》中的“父亲”原本是当地最好的猎人，在退猎归农的政策下，父亲依旧坚持每日上山查数以此表达对大自然的崇敬之情 （功能1）；由于森林遭到严重的破坏致使黑熊闯入村庄，父亲在村人的央求下一同上山捕熊，但在最后关头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熊的生命 （功能2）；父亲虽然命丧熊口，但却由此获得重生（功能3）。《父亲狩猎归来》 的结尾不免有些出人意料，但却意蕴深远，“父亲”对大自然的崇敬之情在小说结尾处达到高潮。鄂伦春族人的祖先是熊，“父亲”最后与熊合而为一，人熊之间的互换关系巧妙地隐藏在故事的开端和结尾，且蕴含着古老的布里亚特蒙古神话故事中有关萨满、猎人和熊之间互相转换的观念。生命时间的永恒轮回在小说结构上表现为一种生—死—生的圆形叙事结构。这样的轮回观在《母亲的青鸟》 中借牧羊人之口道出羊、狼、青草三者之间的关系，假设一只羊被狼吃了，狼的粪便是青草的好肥料，青草再度被羊吃下并生下一只小羊，牧羊人由此失而复得。牧羊人的一番话富有深刻的哲理，世界上所有的生命形态都在微妙的平衡中生存，生命的轮回，万物的盛衰，一切都必然遵循自然规律。
“来而复去”的空间循环模式和“死而复生”的生命循环模式所蕴含的圆形思维来自草原先民对四季循环、日升日落、草木荣枯及生死轮回的环圆型认识模式。值得称道的是，海勒根那在借鉴和学习圆形叙事模式的过程中并非一味遵循鲁尔弗的写作模式，鲁尔弗的作品中由爱情、复仇、孤独为主线贯穿作品始终，海勒根那却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主线表达作者的生态思想观念。面对草原沙化、湖泊干枯、森林砍伐等草原环境的变化，作者深切地感受到自然环境的恶化给草原人民的生活和心理所带来的巨大负面效应，并希望通过一则则感人肺腑的生态故事召唤和期待美好家园的重建。
五、结语
海勒根那创造性地借鉴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中的圆形叙事模式并将之用以表现草原题材作品的生态主题，其中包括螺旋式环形结构、“来而复去”的空间循环模式和“死而复生”的生命循环模式等叙事结构。然而，海勒根那对圆形叙事结构的借鉴和学习并未停留在浅尝辄止的句式模仿，而是将游牧文化和草原生态观融会贯通在作品的时间、空间和生命结构中，以此丰富和深化作品的生态主题，彰显蒙古族的生态文明理念，并形成别具一格的民族特色。海勒根那的创作特色体现了全球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在民族文化认同构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民族文学要走向世界，不仅要吸纳世界文学中有价值的东西，还要“更好地保持和发展民族文化”，只有这样才能走向世界，矗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原文刊于《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9期，注释见原文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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