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说学发展轨辙
【民俗文化】西方传说学发展轨辙摘要：西方传说学自格林兄弟搜集德意志传说开始走过了二百年的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萌芽期以搜集出版为主，发展期以编制索引和目录为主，这两个阶段研究的中心在欧洲，文学的研究方法占据领导地位；20世纪60年代，美国传说研究崛起，以当代（都市）传说为阵地，引领了西方传说学的转型，社会学—人类学的取向日益突出，广泛运用表演理论、语境分析、讲述者分析等民俗学流行的方法，同时引入心理学、社会学、性别研究、族群研究等理论视角，呈现多维拓展的态势，传说学在民俗学领域中获得了独立的地位，焕发出勃勃生机。
关键词：传说学；传说；当代（都市）传说
传说，作为民间叙事的体裁之一，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历来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西方传说学自格林兄弟开始至今，积累了丰厚的学术遗产和成果。本文主要梳理西方传说学研究的发展历程，重在从历时的角度介绍主要理论和方法，为中国传说学的理论建设提供参照系。西方传说学至今已走过二百年的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萌芽期于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以搜集出版为主；发展期由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主导，主要的工作是编制各地区和国际传说索引和目录；20世纪60年代，美国引领西方传说学的学术转型，摆脱格林兄弟开创的文学研究传统，立足田野，社会学－人类学的学术取向日益凸显；随后美国以当代（都市）传说研究为阵地，逐渐占据西方传说学研究的领导地位，理论方法上呈现多维探索的态势。
一、萌芽期——格林兄弟的搜集出版和研究
西方民俗学界将传说学的起源归于格林兄弟，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在第一个一百年，主要成就是欧洲国家对传说的搜集出版档案工作，同时开展了初步的理论研究。格林兄弟的成就带动了欧洲各国对民间文学的搜集、出版活动，成为传说研究的基础，他们有关传说的初步研究的影响深远，持续近百年。格林兄弟在逐渐上扬的浪漫主义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推动下，搜集德意志的神话传说和故事（Mythology，Marchen and Sage），于1812年出版《Kinde—und Hausmarchen》（《chil—dren’s and Household Tales》），后来又分别于1816年和1818年出版《Deutsche Sagen》（German Legends）两卷，包括585则传说，该书于1981年译为英文版《The German Legends of the Brothers Grimm》。格林兄弟为该书的准备工作长达十年之久，一方面从16和17世纪的书面文献中搜寻，包括Johannes Pratorius,Otmar，Musaus,Lady Naubert，Ｂüsching和Gottschalk等人的传说集，也包括他们从口头传统中搜集的文本。在他们的影响下，希腊、比利时、爱尔兰、匈牙利及北欧各国都开始搜集出版神话、传说和故事。
格林兄弟对传说进行了初步研究，通过与神话和故事的对比来界定传说及其特征。在序言中，格林兄弟专门讨论了传说的特性：与幻想故事（Mrchen）比较，传说具有历史性，往往与实物相关联，如历史中保留下来的地区或者名字；传说与民间故事存在融合的现象，同时作为非官方的历史深入地方和民间。格林兄弟发现许多历史传说与真实的历史相关，需要仔细辨别区分，传说饱含深情，用简单的诗性语言传达深厚的情感，赋予相关历史新的生命。
格林兄弟开创了传说学中文学研究的传统，影响深远，传说与民间故事，传说与历史关系的讨论被各国学者延续。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广泛的搜集出版工作推动了早期理论建设，主要集中在通过与民间故事和历史的比较，分析传说在内容、形式、风格上的特征。某种程度上，传说研究是故事学的附庸。
二、发展期——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的编目工作
欧洲各国民间传说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积累了大量文本，受到民间故事母题和类型索引编撰的影响，以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Folk—Narrative Research）为主导，西方民俗学界将编定传说目录的工作推上了日程。1959年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提出仿照阿尔奈·汤普森的母题索引编撰传说母题索引，并成立了由十多位学者组成的专业委员会，在接下来的1961年年会上，学者们将计划由母题索引扩展到类型索引，1963年安特卫普年会上，学者们提出先编撰各国的索引，最终编撰一部国际传说类型索引的目标，制定了地区间合作开展田野工作以及构建传说分类体系的计划，并安排了部分地区和民族的索引编撰工作，当时有些学者已经完成了部分工作。
为了编纂目录的方便，安特卫普会议上，民间传说专业委员会提出了传说分类体系，包括四大类别：
1.起源传说。主要是解释世界的创造，秩序的建立，万物的起源，如自然现象、大地、天空和水，以及动植物的来源。
2.历史传说。主要是关于英雄、影响国家和地区的事件，以及地方、河流、山川、史前遗迹的来源等。可分为六个类别：地名和事物的起源传说、有关地方的传说、有关史前和早期历史的传说、战争和灾难传说、杰出人物传说、秩序的破坏的传说。
3.超自然传说。关于超自然的存在，如具有超自然力的人物、祖先和亡灵，白巫术和黑巫术，家庭和财产的保护和失落。包括十三个类别：命运、死亡和死者、闹鬼的房子和幽灵、鬼魂的游行和战争、另一世界的旅行、自然精灵、某一地方的鬼、变形的人或事物、魔鬼、疾病的恶魔、拥有超自然力量的人、神奇的动物和植物、宝藏。
4.宗教传说／神和英雄的神话。主要是基督、圣徒、殉道者和奇迹的故事。
这一阶段较为引人注目的成果是瑞德·克里斯滕森（Reidar Th.Christiansen）根据挪威传说编纂的类型索引《Migratory Legends》（《流动的传说》），作为FFC（Folflore Fellow Communication）175号于1958年出版。在该索引中，克里斯滕森共归纳了80多个传说类型，分为八大类：3000－3025．黑魔法书和法师，3030－3080．巫师和巫术，4000－4030．灵魂、鬼和归来者的传说，4050－4090．河、湖和海的精灵，5000－5020．怪物和巨人，5050－6070．仙女，7000－7020．地方的精灵，7050—8025．关于地点、事件和人物的地方传说，每一类型只占据编号中尾数为0和5的编码。
克里斯滕森在序言中明确说明了该书的编纂目的：一是依据民间故事类型索引（ＡＴ分类法）编纂一部传说索引，二是对挪威口头传统中的传说做系统整理，以利于将来的研究工作。克里斯滕森认为自己的分类是非常初步的研究，不仅现有的条目需要完善，更重要的是类型编号需要补充。因为传说分类的难度极大，出于操作性的考虑，他将分类的对象集中于传说的一个类别———流动的传说（themigratory legends）。所用的材料是位于奥斯陆的挪威民俗研究中心（The Norwegian Folflore Institute）馆藏资料的1－50卷。书中的分类自3000起，是为了承接ＡＴ分类法的故事编号。书中索引编号留下了大量空白供补充，编号从3000一直到8025，却只有80多个类型，每个类型空余5个编号，目的是以现有的类型作为指导，在分析更多的文本之后归纳新的类型，可以填入适当的位置，以最后一部分为例：
7050—8025．关于地点、事件和人物的地方传说。
7050．鱼肚中的戒指
7060．教堂废弃的角落
7065．建造教堂，建造师的名字
7070—7075．教堂的钟
7080—7095．大饥荒（黑死病）
8000—8005．战争和勇士
8010．埋藏的宝藏
8025．强盗和被劫持的少女
每一类型下面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与重要参考书的对应关系，如母题索引、故事类型索引等；二是基本情节；三是在挪威六大文化区的分布情况，并列出异文的出处。
克里斯滕森工作的艰辛和难度在序言中表露无遗，这也是民俗学家们在从事传说编目时遇到的普遍问题。不同于故事，传说在文本和形式上存在巨大的变异性，比如西方学界认为是传说的几种体裁，memorate、fabulate、personal experience，有关信仰的母题等，情节简单、篇幅短小，形式差异性大，但是内容又相对固定，是否能够纳入到目录中？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田野调查中不断发现新的材料，学者们对传说这一体裁有了新的认识。加拿大民俗学家赫伯特·哈尔伯特（Herbert Halpert）陈述了编纂传说索引中遇到的问题：首先，因为传说文本变异性强，若仅仅基于已搜集的文本进行分类，是否反映了传说流传的真实状况；其次，母题在传说中运用难度极大，因为同一传说或者情节的不同异文涉及的可能是不同的母题，而许多传说母题根本不在母题索引中；最重要的是，对于传说体裁特征的认识，许多与信仰相关的叙事篇幅短小，但是数量庞大、流传面广，能否纳入分类范围？民俗学家逐渐认识到，对于传说学来说，所运用的档案资料、田野调查的方式和方法，原有的定义和概念，已经不合时宜，进而开始质疑并反思格林兄弟的传说定义：基于遗留物学说的传说定义指向过去，而忽视了现实社会中不断产生、发展的传说，忽视工业化、都市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
西方传说学发展初期，在搜集出版、分类编目和基本理论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因为传说这一体裁本身的复杂性，编制各国、地区和国际的传说索引的工作被证明是无法实现的。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在传说研究中占据领导地位，格林兄弟开创的文学研究方法普遍流行，在具体方法上参照民间故事研究，传说作为一个体裁处于从属地位，传说学并未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
三、转型期——美国学者的贡献
西方民俗学研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渐摆脱了以文本或事象为中心（Text centeredoritem centered）的研究取向，从文本转向田野，转向表演。民俗学家们认识到以往的研究仅涉及文本层面，忽视了讲述者、表演和语境等，传说学以文学研究或文本研究为主的局面逐渐改变，引入了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视角。美国民俗学家韦兰·汉德（Wayland D. Hand）响应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的号召，于1969年6月底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比较民俗学和神话学研究中心召开了北美传说学研讨会，１１位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学者及四位特邀嘉宾参加了会议，论文集《American Folk Legend: A Symposium》（《美国民间传说》）于1971年出版。这一研讨会也被视为西方传说学转折的标志，琳达·德格（Linda Dégh）评价其“在欧洲和美洲开启了一个传说研究的新时代，呼吁关注传说的民族志研究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活态传说……这一具有标志性的会议为传说的新材料打开了大门，指向新的分类、定义和术语体系。”美国民俗学家卡尔·林达尔（Carl Lindahl）评价这次会议反映了传说学领域中美国学术影响的上升。
本次会议中，部分学者承接德国和欧洲传说研究的思路，以文学的视角为主，以编纂地区性或某一国家的传说索引为目标，以会议召集者汉德为代表，更多学者则是立足美国传说研究的实践，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影响最大的三篇文章是：罗伯特·Ａ·乔治斯（RobertA.GeorgeS）的《传说的基本概念：关于几个假定的反思》，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的《On the Psychology of Legend》（《传说心理学》），琳达·德格的《当代社会的信仰传说：形式、功能和与其他体裁的关系》。
罗伯特·Ａ·乔治斯质疑了普遍流行的传说定义中的几个核心概念，通过梳理以往的概念，归纳整理出传说的基本定义：传说是故事或叙事，置于或远或近的历史中，被讲述者和倾听者认为是真实的。乔治斯依据田野调查的资料一一细致考察：首先，传说的形式灵活，有些极其简短，只是陈述（Statement），根本没有情节，而且融入对话中，难以构成独立的叙事；其次，基于我们对时间的认识，传说与历史之间并无实质关联性，它可能指向过去，也能以当代为背景，甚至能置于对未来的想象中；最后，通过考察讲述者对传说的评论发现，他们并不一定信以为真。因此，叙事、历史性、真实性不能构成定义传说的要素。乔治斯否定了欧洲学术传统从文学角度定义传说的做法，呼吁更全面系统的定义。
琳达·德格响应民俗学转型中对“民”的再定义和对“口头传播”的再认识，认为必须关注当代美国社会中的传说，强调传说研究对象需要扩展至大众文化，如繁荣的都市传说继承了西方民间叙事传统，同时表现出时代特色。德格从文学、心理和语境多个层面分析传说的特征，如母题、情节、类型、讲述者等。幻想故事在当代社会衰落了，传说则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这是时代变化引起的，事实上超自然层面的因素从未断绝，而且两种体裁在情节、形式、功能、意义上没有根本差别。许多当代流行的传说继承了非常古老的叙事传统，比如都市传说中流行的ＵＦＯ传说，表面上看是科技和太空时代才会产生的故事，但是其中对异世界的想象，来自上天的警示等母题和情节却是西方民间叙事中常见的。美国都市传说也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如青少年成为讲述的主体，讲述各种恐怖传说，不仅呈现他们焦虑不安的心理状态，也承担类似成人仪式的功能。传说的内核是集体无意识，是最恒定的因素，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也会传达新的观念，传说是讲述者表达内在心理的渠道，研究需要深入到心理分析的层面。德格的传说研究发扬欧洲民间叙事研究传统的文本优势，同时融合了心理学和人类学的方法，是一种综合的视角。
阿兰·邓迪斯关心为什么传说这一体裁在当代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传说的阐释是必要的，从时间的角度来说，传说的结尾是开放的，从空间的角度来说，传说发生的背景是真实的世界，不同时代产生不同的问题，人们通过传说传达内心的思想和情感，适合使用心理分析的方法。邓迪斯具体考察了几则流行的传说，华盛顿砍樱桃树的传说的本质是父子矛盾，砍树等同阉割；钩子的传说，讲述者和听众主要是女学生，反映了她们在青春期对性的矛盾心理——既期待又恐惧；消失的祖母的传说，反映的是当代社会对老人的排斥。
这一学术转折引导之后美国传说学发展的方向，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具有欧洲民俗学背景的琳达·德格来到印第安纳大学，带领自己的学生对信仰故事（belief legend）进行搜集和研究，包括“消失的搭车客”、“钩子”、“男友之死”、“室友之死”等。除了流行的传说个案，研究还扩展到传说讲述活动、传说讲述者、参与者以及传播，其中“传说之旅（legend-tripping）”、“操演（ostension）”?、“多渠道传播（Multi-conduit）”成为西方传说研究普遍使用的术语。德格认为信仰传说揭示了当代美国人生活中超自然、非理性的层面，是对当代社会一系列问题的反应。其次是詹·哈罗德·布鲁范德（Jan Harold Brunvand）在搜集出版方面的成果，1981年出版的《The Vanishing Hitchhiker》（《消失的搭车客》）及之后的一系列书籍、电视节目，在民众中普及了“都市传说（urban legend）”这一体裁，同时也引起欧洲同行的效仿。最后是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和吉莲·本耐特（Gillian ben nett）开展的一系列学科建设活动，自1982年开始举办当代传说研讨会，1988年筹建了当代传说研究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Legend Research），创办研究会刊物《当代传说》（《 Contemporary Legend》），出版一系列书籍。
美国传说研究，以及同为英语系国家的英国和加拿大，以当代（都市）传说为阵地，逐渐在西方传说学领域占据了领先地位，此后，西方传说学以当代（都市）传说研究为主，突破了格林兄弟开创的以文学为主的研究范式，社会－人类学的取向日益明显，从多角度展开，逐渐在民俗学中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
四、当代发展——当代（都市）传说的多角度研究
西方学者将传说作为一个独立体裁探求其本质特征，首当其冲是重新定义传说及其范围。定义决定了研究对象、分类体系、文本范围、研究方法等。美国学者第莫希·Ｒ·坦盖里尼（Timothy R. Tangherlini）响应乔治斯的号召，综合西方传说学的研究成果，融合欧洲和美国的学术传统，从文学文本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综合角度出发，兼顾考察传说的形式和方法，提出了下列定义：“从典型意义上来说，是传统的、有（单一）情节的，高度生态型化的，地方化和历史化的被当作可信的过去事件的叙事，它们通过对话的模式讲述。从心理学意义上来说，传说是民间信仰的象征性表达，反映了这一传统所属群体的集体经验和价值观。
关于研究对象，琳达·德格将传说界定为一个广义的词汇，包括或长或短的故事，只要这些故事包括传说核。所谓传说核：
传说是信息的传达者，关注人类主体经验和对含蓄或者公开的问题的答案……每个传说讲述一个已知个体所遭遇的超常规的、无法解释的经验，借以传达、指导、警告或者印证……事实上，大部分人迟早会遇到永难忘记的超常规事件，从中可以发现引起他们沉思或者采取行动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传说的核，因为是以听众交流为主要目标，其形式必须符合传达信息的需要。
因此传说的范围变得极为宽泛，不再局限于情节完整、逻辑性强的所谓“完美文本”，不以形式为标准，众多简短的、不完整的、碎片化的文本，如个人对自己神奇遭遇的叙述都可纳入研究领域。
研究方法上，以往套用故事学的母题、类型、生活史的研究方法已经过时，而且被证明不适用于传说这一体裁。经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术转型之后，学者们发现当代（都市）传说是民俗学难得的研究对象，如果说以往的研究面对的是已经成型的文本，那么当代传说则给学者们提供了研究传说个案生命史的难得机会，可以考察一则传说产生、发展、流传的生命全过程。传说学者们在当代传说这块理想的试验田里尝试了多种方法，吉莲·本耐特和保罗·史密斯编纂的论文集《Contemporary Legend: A Reader》（《当代传说：读本》）（1996）集中展现了这些研究成果。
文学的分析方法仍有活力，除了关注传说的结构、形式和文体特征，还从心理学、女性主义等角度切入。尼科拉森（W. F. H. Nicolaisen）分析传说的语言结构，运用社会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的语言结构六要素分析模式“点题——缘起——进展——评议——结局——回应”分析传说文本，发现“缘起－进展－结局”是当代（都市）传说的叙事核心，而“点题”、“评议”和“回应”则是边缘因素，并认为这一结构是确定当代（都市）传说基本语言结构的有效方法。丹尼尔·巴恩斯（Daniel R. Barnes）分析了当代（都市）传说中最后一刻揭示真相的特殊结构。罗莎·乔丹（Ro－san A.Jordan）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美国墨西哥裔妇女讲述的传说如何传达她们的态度、价值观和世界观。卡尔·林达尔从心理学角度切入，分析传说中的象征意义和结构：格林的传说集中有大量人与超自然事物相遇的故事，超自然的力量往往在内心诉求和欲望难以满足的时候出现，主人公借助神秘力量的帮助满足了愿望，如遇到邪恶的女巫，但是最后总是遭受惩罚，这种反复出现的结构反映了特定时代的价值判断，遭受惩罚即表明了一种对违背道德规范的反对态度。
民俗学的方法一是从表演、语境切入，这些要素与传说的体裁特征相关联，如可信性、变异性等；二是考察传播；三是考察讲述者和讲述行为。保罗·史密斯关注技术的变革如何影响传说的传播，比尔·艾利斯（Bill Ellis）研究与传说相关的语境和行为——传说之旅（Legend Trip）和操演（Osten－sive tradition）的关系。
社会学方法关注传说作为表达渠道的特殊功能。乔治娜·博伊斯（Georgina Boyes）、乔·贝斯特（Joel Best）等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如何通过传说传达恐惧和愿望，加里·艾伦·法恩（Gary Alan Fine）将传说与阶级、性别、民族主义、社区、经济等社会结构联系起来，传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如食物谣言会反过来诱使某些人模仿。帕特丽夏·特纳（Patricia A. Turner）从人类学／文化学角度研究美国黑人中流行的谋杀儿童的传说。当代的西方传说研究立足田野调查，关注大众媒体和通俗文化，研究对象是当前充满生机活力的传说，除了传统的文学视角，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民俗学的方法也被广泛使用。
当代西方传说学对传说的阐释日益关注，从文本、讲述活动、讲述者和语境多个维度进行分析。坦盖里尼认为，因为意义的多面性，传说需要多层次的分析，使用单一的方法，如结构的、功能的、文本的、历史的、心理学的方法是不够的，需进行综合的研究，尤其需要关注讲述者，且必须结合表演、讲述功能、结构和内容。分析可分为三个层次：文本的、社会的、心理的，集中考察传说参与者，归纳起来就是：谁，通过传说这种形式向谁讲述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实际操作中，首先需要从地理、历史、文化、社会、经济角度研究讲述者及其群体；其次认定杰出的讲述者，对杰出讲述者、传说及讲述活动进行深入分析；最后一个层面是分析的核心，主要考察讲述者表演的内在动机以及通过传说传达的意义。
坦盖里尼认为，传说和故事一样，强调个人作为表演者、观众，是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在形成、创造传统中的承担重要角色。德格发现传说讲述者有不同于其他讲述者的特性，他们没有自己的舞台，没有对于他们技能的社会认同，传说只是他们传递信息的某种特定渠道，“叙述者，如同作者／讲述者，在一个由传统、观众和既定的交流方式造就的特定的环境中创造了传说。在这个协同合作的活动中，叙述者明显是主要的要素，因为他们的个性、心理占据上风。是他们的声音被倾听，他们的风格赋予单词和语句意义，他们的观念使零散的叙事单元连缀起来具有意义。”在当代（都市）传说研究中，对讲述者性别、年龄和族群的分析均有所涉及。
经过多年的发展，西方传说学在民俗学领域内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并辐射到文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对传说这一体裁的认识日益深入。传说学不再是故事学的副产品，甚至可以说是当代西方民俗学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
梳理西方传说学的发展，发现中国与西方传说学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一是通过与相近的民间文学体裁如神话和故事的比较来界定传说；二是从文学、历史的层面切入讨论传说的特征；三是对搜集、出版等基础性工作颇为重视；四是对文本分析的重视。然而，两个学术传统之间也存在差别，首先从概念来上，中国传说学仍以格林兄弟的论述为蓝本，将历史作为传说的核心特征，而西方学者已经抛弃了这一观点，将信仰（belief）作为核心；其次从研究对象来说，中国传说的范围较窄，主要是情节完整的传说，西方学者则将形式的标准抛诸脑后，将极为短小简单的体裁也纳入研究范围；再次是研究方法上，中国学者立足文学研究的方法，涉及社区、宗教、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西方学者则转向民族志、语境、表演、讲述者研究。
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走过百年历程，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为中国传说学建立了研究范式，梳理传说的起源、发展和流变，考察其传播和分布，分析人物形象、思想文化内涵、社会历史背景是传说研究的普遍方法。对于传说学来说，特别是考虑到中国许多传说历史悠久、分布广泛，这类研究有其必要性。近年来，伴随着整个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的转型，传说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首先是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受西方传说学的影响，都市传说、谣言被纳入传说研究范围；二是民族志式的微观、深入研究逐渐增多，如纳钦的《口头叙事与村落传统：公主传说与珠腊沁村信仰民俗社会研究》，陈泳超的《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近年来传说研究日益受到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传说比重较大，在文化产业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个案研究的数量不断增长，但是在理论方法上并没有太多创新。本位介绍了西方传说学过去二百年的发展，以期为中国传说学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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