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西方学界南方民间文学研究举隅
【民俗文化】近年西方学界南方民间文学研究举隅摘要:文章择要评述了近年西方学者有关中国南方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西方学界对南方民间文学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仪式经文与史诗、民间故事、中越边境的历史与传说、瑶族文献《评皇券牒》等。海外学者的研究,也引发了国内学者对民族志英译等话题的热烈讨论。西方学者基于不同学术传统形成了旨趣相异的研究方法与思路,以贺大卫、费伊、安乐博、伊莱等人为代表;现有研究整体体现出的广阔的国际视野、多学科理论方法的运用等,亦值得国内学者借鉴。
关键词:西方学界;华南;西南;民间文学
一、费伊·比彻姆对“叶限”故事的研究
20世纪,“AT510A灰姑娘”是故事类型个案研究的热点,在丁乃通、刘守华、刘晓春等中外学者的勤力耕耘下,“灰姑娘”故事的发源、传播、演变研究都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果。其中,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先生的《中国和印度支那的灰姑娘型故事》运用芬兰学派的历史地理研究法,探究了来自中国多个少数民族及朝鲜半岛、印度支那等地的“灰姑娘”故事异文,这是西方学界针对故事类型“510A灰姑娘”研究的重要论文。丁乃通“倾向于此型故事或许源于越南或那时居住在广西南部的越人的观点,或者说这个地区现在是越南北方,但那时却是中国帝国的一部分……这个故事也有可能是一个壮族故事。”至今发现的“灰姑娘”故事的最早版本,是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叶限”故事,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关于“灰姑娘”故事的“出生地”,仍旧众说纷纭。经过长期的学术探索与讨论,关于“灰姑娘”的起源,学界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中国起源说”“西方传入说”“越南起源说”,还有的学者认为该故事起源于德瓦拉瓦第(Davarawati) 。
美国费城社区学院的费伊·比彻姆(Fay Beauchamp)教授在2010年发表了《灰姑娘的亚洲起源:广西壮族的故事讲述者》(Asian Origins of Cinderella: The Zhuang Story-teller of Guangxi)一文,明确指出“叶限”故事(“灰姑娘”故事)是广西壮族的原创。费伊教授通过2007年在广西桂林、南宁及其周边地区的田野调查,结合文本研究,以《酉阳杂俎·叶限》的三个英文译本所呈现的异文为切入点,将“叶限”故事放在壮族的信仰、创造力和历史的语境中进行分析,对此故事进行重新解读。通过将“叶限”故事的母题与印度教故事(摩奴与鱼)、佛教故事(罗摩、悉多与哈奴曼)的母题进行对比分析,费伊教授认为,唐代时期中越边境上的壮族,将自己的传统思想和经验与唐时在当地流传的印度教和佛教叙事的母题相融合,创造了这一“颠覆性、童贞性、才华横溢、富有同情心”的女主人公。费伊教授立足于广阔的亚洲文学、宗教背景(尤其是公元8、9世纪),通过严密的论证,将多个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使得“灰姑娘”这一故事类型的研究更具国际视野。她对翟孟生(R.D.Jameson)等学者的观点 的批评,以及对“是时候让这位女主人公的亚洲身份得到认可,并在亚洲语境中理解这个引发共鸣的故事主题了”的多次强调,颇有为壮族民众为“叶限”故事“正名”的意味。
可惜的是,近年来,国内学者似乎没有注意到这篇论文。笔者认为,费伊教授的讨论在以下几个方面将“叶限”故事的相关研究向前推进:首先,费伊在赴广西进行田野调查时与广西学者进行了会谈,在此之前,几乎没有西方学者关注壮族民众如何解读“灰姑娘”这一母题,她考虑到了故事原生地民众的感受,体现出对传说起源、流传地民众主体、传说现实状态的关注;其次,对印度教、佛教对“叶限”故事起源的意义和影响进行了宏阔的论述,由此在宗教层面上否定了该故事最初是宗教教义的传播工具的观点;同时,在强调壮族民众对“叶限”故事的独特贡献时,费伊没有将故事与中原的汉族传统完全剥离,她以“翠羽”为例,仔细考察了《长恨歌》对“叶限”故事关于女性服饰描绘的影响,敢于冲破传统的“叶限”与《西游记》中任情自在的美猴王之间的可能联系,并由此延伸,论及叶限故事向“鱼篮观音”的传说演变的可能性,从而将东南亚民间文学与东亚民间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都是关于“灰姑娘”故事类型的先行研究中甚少浮现或未得到深入阐释的细节,费伊教授目光独到并能做到深入浅出,是令人敬佩的。此外,费伊在这篇宏文中对“叶限”故事进行的政治解读,借助生物学研究成果,从鲤鱼物种的起源与传播来印证“叶限”故事起源于广西,也是该文的重要创新点。费伊教授还提出,将“叶限”故事放在“诺皋记”这一章的语境中进行考察,应当成为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灰姑娘的亚洲起源:广西壮族的故事讲述者》是继丁乃通《中国和印度支那的灰姑娘型故事》、白丽珠《武鸣壮族民间故事》之后,对壮族民间故事进行分析的重要成果,费伊·比彻姆在文章致谢中写道,论文是在梅维恒(Victor Mair)的指导下完成,撰文过程中,亦与多位学者进行研讨,文章于2010年发表,其在该研究中所倾注的心力,由此可窥见一斑。费伊·比彻姆所获得的新发现,不论是对“灰姑娘”这一世界性的民间故事类型的研究,还是对《酉阳杂俎·诺皋记》的挖掘,都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得到国内相关领域研究者的关注。笔者已将这篇重要论文译成中文,即将发表。
二、贺大卫对仪式经文《罕王》的研究
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的贺大卫(David Holm)教授,是为数不多的、专注于壮族研究的西方学者之一。近几年来,他的研究重点是壮族典籍《布洛陀经诗》。贺大卫在壮族仪式经文英译方面的成果十分显著,在翻译了《杀牛祭祖》《招魂》等经文后 ,近年,他还出版了《汉皇与祖皇》(Hanvueng: The Goose King and the Ancestral King)一 书。书中包括对经文的介绍、英文译文、壮英双语的行间注、注解、索引、参考文献,以及一些《汉皇与祖皇》手抄本的照片等。国外也有不少学者撰文对贺大卫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约雷弗·琼森(Hjorleifur Jonsson)教授评价此书:“这项研究为中国南部多民族地区和邻近的东南亚大陆地区的语言和宗教复杂性提供了引人注目的见解。”贺大卫的这本译著,也使其入围2018年澳洲人文科学院的优秀翻译奖。
贺大卫对壮族民俗与文化的研究是全方位的,他在壮族语言与文字领域也多有建树。2013年,他出版了《古壮字地理研究》(Mapping the Old Zhuang Character Script: A Vernacular Writing System from Southern China)一书。2010年以来,他针对壮族语言与文字的主要研究文章还有《传统壮族经文中的历史音变证据》(Evidence for Historical Sound Change in Traditional Zhuang Texts)、《壮族传统抄本中的方言变异》(Dialect Variation within Zhuang Traditional Manuscripts)等。
贺大卫在2017年发表《<罕王>中的平行式:中国南方广西中西部的壮族史诗》 (Parallelism in the Hanvueng: A Zhuang Verse Epic from West-Central Guangxi in Southern China),目的是分析壮族民间仪式经文《罕王》中存在的多种程式化的平行式类型,为今后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打下基础。“平行式”(parallel)是口头程式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句子成分,句子,段落以及文章中较大单元的一种结构安排”,也可以称为“对应”。在论文中,贺大卫首先比较了汉壮诗歌的韵律,强调了壮族诗歌“腰尾韵”的特点,将《罕王》中的平行式界定为“严格的平行式”(strict parallelism),以与前人所提出的“规范的平行式”(canonical parallelism)相区分,他认为,在这部经文的平行式诗行中,“平行”并不完全体现在语音方面,而是更倾向于诗行之间语义、语法的互相对应。贺大卫的统计发现,在《罕王》中,严格的平行式诗行占到了经诗诗行总数的68.2% ;尽管这个比例非常高,但却不会在演述经文时产生乏味或使听众预知接下来将要演述的内容的效果。接着,贺大卫对《罕王》的壮语文本进行了缜密的语言学分析,概述了《布洛陀经诗》中的七种平行式类型:平行式对句、类平行式对句、增广式平 行式对句、三或四个诗行的平行式、特殊型式(包括平行式 ABAB 和平行式 AABB)、重复首尾或中段的诗行、非平行式,贺大卫不仅总结了这七种类型的主要特点,其对节选诗行所进行的韵律分析,更体现出学者自身扎实、深厚的广西方言基础。随后,贺大卫将这几种平行式类型放在仪式主持者的演述语境中进行阐释,由此引出非平行式诗行在实际演述场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平行式对麽公顺利进行即兴创作的作用。最后,他初步讨论了壮族经诗文本中存在对应关系的词语与概念。
贺大卫认为,在仪式的诵念中,非平行句实际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非平行句在叙事的关键过渡点被使用,连续的非平行和非押韵诗句的扩展运用,效果显著,增强了叙事和诗意的张力”,甚至《罕王》的“整体的诗歌结构可以描述为:普遍存在的平行诗行,不时被非平行诗行打断”。贺大卫的论文,综合了他多年对壮族文化的观察,其理论立足点的独特性,使之与此前的《布洛陀经诗》研究区别开来,跳出了长期以来关注壮族史诗母题、内涵意蕴等历时性分析与文化重构的藩篱。就本文而言,他关注的是用于仪式的、口承的民间文学文本的自身结构,体现出文本与语境、共时与历时并重的研究思想。在结语中,贺大卫也指出了《布洛陀经诗》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几个方面:补充、发展、完善壮族史诗中的平行式分类;重点关注并重新评估非平行诗行在经文演述中的作用;深入探究唱经中源于壮族本土的词语,或可建立一部壮族传统词对(conventional pairings)的词典,正如詹姆斯·福克斯(James Fox)在研究印度尼西亚传统时所做的那样。
对贺大卫此文的评价,还需放在其学术生涯全过程中进行考量。贺氏此文,可以说是其在二十余年的壮学研究基础上,汲取过往成果,而后融汇出新的专题研究。也即,贺氏对《罕王》的透彻分析与精辟总结,极大地得益于其对壮族方块字的搜集整理与分析、对《布洛陀经诗》部分经文(《杀牛祭祖》《招魂》《汉皇与祖皇》)的英译工作。也是在此层面上,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对口头程式理论的直接应用,尽管贺氏在表述时,也使用了“平行式”(parallel)一词,且贺大卫曾在早年于中央民族大学开设的讲座中坦言,其对平行式的思考,受到詹姆斯·福克斯的启发。
口头程式理论,亦称“帕里-洛德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的重要民俗学理论之一,由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阿尔伯特·贝茨·洛德(Albert Bates Lord)创立,最初与“对‘荷马问题’做出当代的回答”有关。自1960年洛德发表《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一书以来,围绕口头程式理论逐渐形成一个学科:口头诗学。至20世纪末,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将其运用于多个地区、民族的史诗研究中,仅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在《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The Theory of Oral Composition: history and mothology)一书中概述的,就有西班牙传统(《熙德之歌》)、古代法兰西传统(《罗兰之歌》)、中世纪日耳曼传统(《杜库斯·霍兰特》)等等,甚至有学者将口头程式理论运用到了《圣经》研究中。可见,20世纪下半叶,口头程式理论在西方学界蓬勃发展。在中国学界,较早将口头程式理论运用于中国诗歌传统的,是台湾学者王靖献于 20 世纪 70 年代发表的《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The Bell and the Drum-Shih Ching as Formulaic Poetry in an Oral Tradition),这是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论文。进入 21 世纪,诸多学者有意识地将口头程式理论运用于中国史诗或其他民俗事象,如朝戈金对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的程式句法的研究、巴莫曲布嫫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陈岗龙对蟒古思故事说唱艺人的研究,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该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客体数量,与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所拥有的丰富民间传统很不相符。
三、安乐博对中越边境的传说的研究
斯坦福大学的电子期刊《东亚历史与文化评论》( Cross-Currents: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曾在2014年6月发表了一个名为“中越边境的历史与故事”的专题,哈佛大学历史学院的谭可泰(Hue-Tam Ho Tai)教授为这个专题撰写了简介。
该专题中,澳门大学历史系安乐博(Robert J.Antony)教授的《杨彦迪:1644-1684年中越海域边界的海盗、反叛者及英雄》(“Righteous Yang”: Pirate, Rebel, and Hero on the Sino-Vietnamese Water Frontier, 1644-1684)一文,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将历史文献与民间传说进行对比验证的研究之一。文章主要探讨了杨彦迪离开中国领土后,到达越南阮氏朝廷治下的美湫之前的经历。尽管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杨彦迪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他却是明清易代之际的重要人物,一直以来,杨彦迪的身份被描述为海盗、反叛者、明朝遗民、英雄,他在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中都具有多重身份。
安乐博以历史文献为据,结合中越海境的民间传说与田野调查,厘清了杨彦迪在北部湾(中越海域边界)的经历及当时的大时代背景。时势的混乱,让我们很难在北部湾的“清军或南明军队、反叛者、土匪、海盗和当地民兵之间做清晰的划分”。安乐博通过文献的梳理,明确指出,史志几乎无一例外地突出了杨彦迪“逆”“贼”的身份特质。但在中越海域边界上的钦州、防城港等地区的田野调查使安乐博发现,民间传说中的杨彦迪重道德、有担当,有着高尚的英雄品质,呈现出与史书书写相背离的趋势。在对有关杨彦迪的史志记录、传说、当代事实三者之间的联系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与论证后,安乐博得出结论:“杨彦迪首先是一名海盗,其次是反叛者,最后是当地的英雄”,他“既是历史人物也是历史传奇”。
安乐博此项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他对两广地区杨彦迪传说的口头、文字两种形态的形成与传播的论述,为我们勾勒了一个简洁清晰的传说个案流变史。论文前半部分对中越海域边界的介绍、对明清之际北部湾的动荡局势的梳理与讨论,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史学修养。这篇论文也是将历史学研究与民间传说相融合的典范。若今人仅仅依凭史书记载,那么杨彦迪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或许就是一个“海贼”“逆贼”的反面形象,而安乐博的田野调查及其搜集的当地传说证明,至今,北部湾沿海地区的民众仍在称赏杨彦迪的正义、高尚以及他对明朝的忠诚。正如谭可泰在专题简介中提到的,安乐博此篇论文的更深远意义在于,它“不仅敦促我们对杨彦迪的身份进行重新认定,对其他在 17 世纪 80 年代清军入关后从中国进入越南的几千名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在这个案例中,民间传说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中越边境的历史与故事”专题还收录了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的阮氏芳珍的《跨境新娘:边境渔村的越南妻子,中国丈夫》(Cross-Border Brides: Vietnamese Wives,Chinese Husbands in a Border -Area Fishing Village);东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布拉德利·坎普·戴维斯(Bradley Camp Davis)的《领事视域下的叛乱与统治:改变看中越边境的方式,1874-1879》(Rebellion and Rule under Consular Optics: Changing Ways of Seeing the China-Vietnam Borderlands, 1874-1879);越南河内国家大学武唐伦(Vũ Đuòng Luan)的《边境矿区的政治:中越边境地区农文云起义中的地方首领、中国矿工和高地社会(1833-1835)》（The Poli-tics of Frontier Mining:Local Chieftains,Chinese Miners,and Upland Society in the Nông Vǎn Van Uprising in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 Area(1833-1835),探讨了中越边境的民俗、婚姻等多个方面。
四、伊莱对瑶族《过山榜》的研究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历史系的伊莱(Eli Noah Alberts)博士近年重点关注瑶族的宗 教与文化,尤其是瑶族文献《评皇券牒》,他于2011年在《台湾人类学刊》发表了《纪念祖先功绩:<评皇券牒>中的神话、基模与历史》(Commemorating the Ancestors’ Merit: Myth, Schema, and History in the “Charter of Emperor Ping”)。《评皇券牒》是流传于中国南部、越南和泰国等地区的一种瑶族文献,也叫《过山榜》,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清初,它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与古代皇帝的诏书相似。在这篇长论中,伊莱从视觉和叙事两个方面,对《评皇券牒》的分布、流传、产生及其视觉特征、地位与权力的联系进行论述,并分析了《评皇券牒》中的排序基模,主要包括:盘王形象的诞生、“漂洋过海”与盘王的功绩、盘古的创造。过去的学者大多认为《评皇券牒》是中原帝国授予瑶族的敕令,伊莱在这篇论文中认为,《评皇券牒》是“原住民的创作,源自地方的瑶族领袖,他们操弄熟知的帝国文本惯例,为自己、族人和家人谋利”。《评皇券牒》本身经历了被复制、被珍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包含了瑶族的群体记忆,这些记忆有已去世的,也有仍然在世的人的记忆,被纪念的人曾经为中央朝廷服务,同时也是道教精神世界的象征。
伊莱在结语中提出的几个问题,或许可以成为今后有关瑶族《评皇券牒》研究的研究方向:追踪从明代末年到民国时期在各地流传的独立《评皇券牒》的微观历史,包括这些地区政府的历史,以及瑶族对这些政策的回应等等;瑶族与当地以及跨地区、瑶族与非瑶族之间的联系,还有围绕盘王崇拜而形成的狂热崇拜,都值得进一步关注;将《评皇券牒》中对盘王的描绘,与其他材料(如文本、口头)所反映出的盘王形象进行对比,或许也可以取得令人欣喜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大量瑶族《过山榜》的文献资源,中南民族大学的何红一教授对海外瑶族文献的收藏现状多有论述,国内学界或可通过海外珍藏的瑶族文献,进一步加深对相关民间文学、民俗事象的研究。
五、西方学界相关研究的影响与特点
由于语言限制,本文主要查阅近年用英语发表并在可阅读范围内的刊物与文献,以上所举四例,仍是沧海一粟,但基本代表了西方学界的研究热点。这些成果中,已译介至国内学界的仍是少数,但西方学者在壮族典籍(如《布洛陀经诗》)的研究与英译、民间故事(如《酉阳杂俎》中的“叶限”故事)的跨国与跨民族分析、口头传统(如《布洛 陀经诗》的形式特点)与历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其中,壮族典籍的英译,还引发了国内学者的诸多思考,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主要体现为对民族志英译理论的探讨。
上文提到,贺大卫不仅是一位壮族民俗的研究者,他还积极进行壮族典籍的译介。除了《汉皇与祖皇》外,他的译著还有《杀牛祭祖》(Killing A Buffalo for the Ancestors: A Zhuang Cosmological Text from Southwest China, 2003年)、《招魂》(Recalling Lost Souls: The Baeu Rodo Scriptures, Tai Cosmogonic Texts from Guangxi in Southern China, 2004年)。这三本均为壮英双语对照的民族志译作,贺大卫的译作,将他多年的田野调查与研究融入其中,可谓是“翻译与研究并重”。黄中习对《杀牛祭祖》的成书过程以及贺大卫的主要经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他还撰文从译介学视角出发,以贺大卫及其译著为例,对民族志译者的角色进行了分析,黄中习认为,译者不仅要理解原文,在将翻译对象文本化时,还要进行现场仪式的考察与摄录,此外,还要成为一个“文化搜集者”,利用民族志的工作与研究方法,传达民族语言文化的深刻意蕴,进行深度翻译。百色学院外国语学院的陆莲枝教授在主持“民族志翻译视角下的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英译研究”项目时,针对贺大卫的典籍翻译著作,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陆莲枝首先分析《赎魂经》的两个英译本,对《布洛陀》英译中的文化传递模式进行思考,她认为韩家权《布洛陀史诗》(壮汉英三语对照)和贺大卫《招魂》( 壮英对照)对《赎魂经》的翻译,都经历了“文化接触-文化阐释-文化表征”三个阶段,但由于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韩家权的译作在性质上属于推介型译出著作,贺大卫的译作则是研究 型译入著作。陆莲枝认为,贺大卫的《布洛陀经诗》译作(包括《杀牛祭祖》《招魂》《汉王与祖王》),“实现了从壮语到英语的直接转换”,避免了从壮语到汉语,再从汉语到英语的二次翻译过程中可能导致的误读,并且综合了人类学与民族学、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将田野调查、全息阐释、深度翻译结合在一起,同时“兼顾经文的口传性、‘活态’性”。总体而言,贺大卫的《布洛陀》英译,“为中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提供了新范式”。
由于黄中习、陆莲枝主要从翻译理论的视角对贺大卫的译作做出评价,因此对贺 氏在这些译作中所呈现的对壮族仪式经文的语法、语用及形式特点的分析,以及散见于注解之中的对壮族民俗事象的解读,评述较少或未涉及,而这一点,恰是民俗学者可深究并从中汲取经验的内容。
通过细读近年西方学界对西南、华南地区民间文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现有的西方学界相关研究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一)从欧洲古典学到壮族仪式经文研究方法论的建立。贺大卫在二十余年的壮 族仪式经文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方法论。而其研究思路与方法,是在欧洲古典学、欧洲汉学的浸润下形成的,与大多数民俗学者不同,他是从语言学研究进入对民俗学的研究。在从事壮族研究之初,贺氏便明确提出:“如果有人想形成关于广西社会的任何重要的见解,他就必须正视壮语和壮族问题,而不能因为语言上的困难而认为它不重要或把它搁置一旁。”《汉皇与祖皇》一书包含了对壮语的丰富解释,这些对壮语和方块字的声调、韵律、构字系统的解读,使得贺氏对《罕王》经诗中的平行式的概括更为精准。贺氏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师从汉学家龙彼得(Pier van der Loon),随后任职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院汉学系,目前任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教授,其在博士期间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北方的仪式剧、文艺思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转向对壮族的研究。贺氏在多个研究领域(华北道教、仪式剧、壮族语言文字)与研究所之间的转换,使其得以接触并吸纳不同地域、学派的研究成果,其思想与研究亦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而这一点是本土学者较少具备的。贺大卫的学术生命力十分旺盛,在研究过程中,他本人的部分研究观点也在逐渐发生改变,例如,在《<罕王>的平行式》一文中,贺氏对早年的一些定论做了自我批判,认为对“汉族-本土”平行式 的重要性“率尔言之是不明智的”;而其对壮族仪式经文的称呼之变化,也反映出其本人对壮族民间文学看法的改变。在此笔者仅举一例:贺氏在早年称部分《布洛陀经诗》 为“经文”(scripture),而在近年的研究成果中,他认为这些经文具有“史诗”的意味,并在《<罕王>的平行式》中称之为“史诗”(epic prose),简言之,术语使用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者研究观念的变化或调整。
(二)在现代语境中重新解读文本,强调田野工作的重要性。“文本”与“语境”的 讨论,是现代民俗学、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学科的重要关键词,尤其是美国民俗学在20世纪的研究转型,为美国和中国学界带来了较大影响。反映在具体的研究中,是对民俗事象的起源与生存环境及其持有者、传承者的重视。传统的灰姑娘研究以故事文本为中心,研究者们常常将其与欧洲的“灰姑娘”故事进行比较研究,进而阐释中西方异文所体现的两种文化传统的异同,而费伊的《灰姑娘的亚洲起 源》一文,以“讲述者”为中心,其考察范围涵盖壮族学者和非学者群体,从而确保了所得结论的客观性、公正性,并选取了故事中独特的“鲤”作为切入点,更多地将这个故事和整个壮族传统以及印度教、佛教的民间文学传统中出现的“鲤”相联系,进行跨境、跨民族的比较分析,为当前的“灰姑娘”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窗。费伊由9世纪的壮族本土环境拓展至9世纪前后的中国文学、亚洲文学背景,同时援引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来丰富对“灰姑娘”故事的认识。即费伊首先划定研究的时间、空间范围,而后在该时空领域中探讨故事生成的可能性、必然性。受欧洲古典学熏陶的贺大卫,与经历了美国研究范式大转变的费伊·比彻姆,在研究中都重视文本所生长的环境,区别在于,由于研究对象与自身学术倾向的不同,贺大卫偏重于从字词的基本解读中挖掘文本形式的特点,而费伊更侧重讲述者对民间故事之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对“文本”与“语 境”之关系的强调,还突出地体现在对研究过程中进行田野调查的重视。即便是专注 于史学研究的安乐博和伊莱,尽管未在自己的文章中强调田野调查的重要性,但其所资引用的材料,明显来源于丰富扎实的田野基础,只是贺大卫与费伊的田野调查是出于对仪式经文、民间故事背景信息的需要,而安乐博、伊莱的田野调查更多地服务于历 史人物的重构、民族史的建立。
(三)对民间传说在建构史学真实过程中的作用的理性思考。口述史研究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勃然兴起,使不少历史学家都将目光转向了传统史学甚少关注的“口头”材料,历史学者们逐渐从日常生活中寻找史料无法体现的内容。如前文所述,安乐博的《杨彦迪:1644-1684年中越海域边界的海盗、反叛者及英雄》借助当代活态的民间传说,还原了一个更为丰满的“杨彦迪”形象。该研究不仅是对历史人物的还原,在方法论层面,也体现出作者是承认这样一种观点的:民间传说在建构史学真实过程中可以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的辐射范围、实际操作与运用的技术性,仍需进一步规范化。另一方面,史学家对民间传说的借用,仍是服务于历史研究,因而其对民间传说的论述,往往只是一种辅助性论证,与民俗学、民间文学范围内的传说研究有着本质区别。
(四)史诗研究是当前海外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热土,口头诗学理论的应用价值日愈凸显。就研究内容而言,西方学界的研究目前尚未形成全景式研究态势,关注点集中在史诗、仪式经文、民间故事等方面,其中又以流传已久的古代典籍为重,较少关注当代新生的民间文学。华南、西南地区的史诗与仪式经文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一直是海外学者的兴趣着眼点,俄亥俄州立大学的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教授对彝族史诗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国内、国际学界都享有盛誉。仅从《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来看,近年海外学者在该刊物发表的南方民间文学研究数量日趋增多,主要有马克·本德尔的《蝴蝶与龙鹰:中国西南地区的史诗整理》(Butterflies and Dragon-Eagles: Processing Epics from Southwest China),香港中文大学邓彧(Duncan Poupard)教授的《在口头与文学之间:纳西东巴经文个案研究》(Between the Oral and the Literary: The Case of the Naxi Dongba Texts)等。在《亚洲民族学》(Asian Ethnology),近年 也有许多学者发表了对中国民间史诗研究的反思,如安妮(Anne E.McLaren)和埃米莉(Emily Yu Zhang)的《重建当代中国的“传统”民间史诗:文本传播的原则》( Recreating “Traditional” Folk Ep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litics of Textual Transmission)等。在研究华南史诗时,口头诗学理论的应用价值日愈凸显。需要指出的是, 费伊·比彻姆的《灰姑娘的亚洲起源-广西壮族的故事讲述者》与贺大卫的《<布洛陀经诗>中的平行式:中国南方广西中西部的壮族史诗》,都发表于密苏里大学口头传 统研究中心的刊物《口头传统》。贺氏对壮族仪式经文进行的语言学、人类学分析,与 帕里、洛德在研究南斯拉夫史诗传统时所采用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与我们的传统诗学中,对民间文学进行文化阐释与重构的解读方式大相径庭。不可否认的是,贺大卫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在当代更好地认清壮族史诗区别于其他民族、国家的史诗的特点。费伊·比彻姆则重点强调“叶限”故事的潜在“传统”,她的研究实际上肯定了“叶限”故事并非文人(段成式)独创,而是有着来自东南亚、南亚的诸多口头传统基础,并且“叶限”故事本身也影响了后来的东亚口头传统(如“鱼篮观音”的故 事)与书面传统(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同时,突出了故事讲述者在故事起源与流传中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通过解决口头诗学理论在运用到南方少数民族史诗时所遇到的问题,或许有助于该理论自身的修正与完善。
此外,发表华南民间文学相关论著的海外学者或研究机构,很少有如贺大卫这样专注于民俗文化领域的学者,值得注意的是,更多学者来自其他学科,如费伊·比彻姆主要从事亚洲文学研究,安乐博、伊莱均来自历史系。研究主体的扩大化与学科多样化,有利于拓宽南方民间文学研究的视野,来自于民俗学与民间文学之外其他领域的学者,有时往往能以独特的视角,打破文学、社会、历史、民族与民俗研究之间的界限,以广阔的视野,运用多种理论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以“他者”的视角为华南、西南少数民族撰写民族志,也是当前西方学者的一个研究倾向。
概言之,近年西方学界对华南、西南民间文学的思考与分析,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且开始朝着整体化、学科化的趋势发展。他们在欧洲古典学与汉学的熏陶中,在美国民俗学与史学的学科范式转变的背景下,所体现的国际视野、严谨的学术论证、深入的学理思考、多学科理论方法的运用,对文本与语境关系的探讨、对田野调查方法论的强调、对史料与现代生活的互补研究,都值得国内学者了解与借鉴。尽管西方学界之间、西方学界与国内学界之间的学术背景、所接受的学术传统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异,但是他们仍然为拓宽国内民间文学研究的视野、提供多样化的研究范式做出了重大贡献。围绕某一海外学者及其研究论著,追踪其学术路径,从中把握海外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乃至海外中国民俗研究的学理特点,有望为当前的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思考提供有益借鉴。
原文刊载于《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3期，注释已略去。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学会公众号2021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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