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中一·遥忆当年学“大寨”
颜中一·遥忆当年学“大寨”作者： 颜中一弹指一挥间，40个春秋仿佛瞬间消逝，然而岁月残留下的“边脚料”总是挥之不去，似刀凿斧刻烙在心坎。
1975年11月15日中午，中学毕业不久的我和同学、同乡费长元、邵正香、谷加萍登上一辆解放牌卡车，从黄沙港畔的公社（镇政府）大院向西北疾驰。初冬季节适逢“阴着脸”的天气，站在无遮无挡的卡车上，四肢冰凉，望着跨越黄沙港的“中兴桥”、“胜利桥”等地标在呼啸的寒风中一一掠过，近两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地处“老坍子”的新坍轧花厂。此时，从县各单位及公社抽调的上千名“学大寨”工作队员也纷纷赶来，男同志统一在轧花厂棉花仓库那上千平米、铺满稻草的“地铺”上安下身，并开始为期15天的集训。“举旗抓纲学大寨，三年建成大寨县”的主题报告，使参会者心潮激荡，热血沸腾。县里按公社组建工作队，按大队组建工作组，当时讨论的话题是如何“割”资本主义“尾巴”。然而，这难于上“青天”的难题，直至集训“圆满”结束，也未能争议出一个万全办法。
12月1日下午，冒着凛冽的寒风，我们工作组被一台手扶拖拉机送到沉淀数百年历史古镇——合德西侧一个“顽固”大队（村）。
“见面会”上大队书记介绍基本情况时，印象较深的是“杂姓庄”生产队，虽然只有100户却有近百个姓，农户都来自四面八方，其中“移民”较多，相互缺少沟通和感情基础，加之当时盛行“斗争哲学”的大气候，多年争斗不息，人称“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是公认的“老大难”。大队书记还说，在我们工作组进驻前夕，地委（市委）学“大寨”工作组刚撤离。难怪老百姓戏言：“顽固顽固，一大好处，换工作组，一年一度……”
1964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同时刊登真抓实干学“大寨”，必将迎来“山笑、水笑、人欢笑，神州大地展新貌”的大幅文章，省、地（市）级报刊按“口径”一声喊到底。各地区逐级制订，实现大寨县、大寨公社（乡）、大寨队（村）的具体进程。遗憾的是年复一年，山河依旧，面貌依然，有人私下传言：依靠斗争学说，采用强制、批斗方式要实现“大寨县”，遥遥无期可望而不可及……
为了消除各种“杂音”，坚定学“大寨”的信念，各地纷纷表态，并各显神通，抽调精兵与强将，决战三年见“雌雄”。置身于狂热年代的工作队员既表决心，又咬破手指书写“血心书”：“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血往一处流……誓为建成大寨县流尽最后一滴血。”为消灭私有制，发展公有制，工作组决定在全大队筹建服装厂，召集有缝纫机的农户开会，历经20多天的艰苦工作，八户社员终于勉强将八台缝纫机抬到大队房。“不光彩”的私有缝纫机“华丽”转身，变为集体企业的产物。从此该大队不仅有队办企业，也为学“大寨”工作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初战告捷后，难题却接二连三，较为突出的是时称“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倾向”日趋严重，且说不清、道不明、又很棘手的是农户茅厕的容积越来越大。通常容纳30担左右粪便的茅厕，摇身大变，变粗、变深。有个五口之家，其茅厕竟然扩容至100多担。情商、智商俱佳的工作组组长决定思想工作先行。首先在全大队组织学习最得力、最灵验，时称“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然而，气氛热烈，效果甚微，面对现实，上级指示：对少数资本主义思想严重，变相侵占集体财富、且屡教不改的对象要开展群众性的帮助或批判活动，在全大队选定三人为学“大寨”反面代表，同时组织一批贫农、下中农且表现好、敢于讲话的积极分子对其培训、辅导。初春，首场群教群帮大会如期进行，未料到“出师”未捷，问题出在“机枪手”（积极分子）发言时，将原先散发浓烈“火药味”的台词“修改”了；有的“机枪手”临时“生病”，结果工作组、工作队、县学“大寨”办公室三级机构多日的辛劳成为东流之水。
农户茅厕扩容原因何在？一次，我与心直口快的老“贫农”王三闲聊时，他一针见血地说，苦（干）一天挣几分钱，卖一担粪二、三角钱，茅厕不砌大才怪呢。至此我恍然大悟，以前集体地里施肥前夕，常出现全家老小齐上阵的镜头，男人挑，女人抬，孩子端（脸盆），突击“运”水进茅厕的“画面”。此后，我们工作组仍坚持斗争，但学“大寨”工作却因反击另一位伟人的“翻案风”而受到严重影响。当时无论是高层、还是底层波涛汹涌，十年来，善良的人对社会怪像敢怒不敢言，自天安门广场“事件”后，忍无可忍的有识之士，终于敞开心扉。我们工作组坚信为人应说十分话，“对党全抛一片心”的炮筒子——老洪在会上直言不讳：敢为百姓鼓与呼的邓大人重新上台后狠抓“整顿”，工农业生产初见成效，这有目共睹的事实却被“莫须有”的罪名第三次打倒，天理何在？面对这一“反动言论”，上级要求大家帮其转“弯子”……种种因素导致学“大寨”的精力分散了。
一晃，日历“撕到”1977年初，我们拔“寨”东移，来到几十里外的海通公社。新一任工作队队长是县委常委、县政工组组长，而且对学“大寨”工作特别重视，掷地有声的“三板斧”在工作节点上火花四散。工作队员仿佛看到新的希望。但好景不长，新队长陡然成了口诛笔伐的“三种人”。 动荡的政治风云，使人措手不及，使许多人陷入迷茫之中。我们重组的工作组，分在距海堤一箭之遥、人少地多的环家洋大队。人少，连大队书记也是外地“进口”；地多，我联系的生产队只要迈上海堤，就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200多人口，200亩规划面积，实际面积多达一千多亩，还有许多待开垦的草滩。海边人不仅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还有大海的胸襟。在环家洋，不仅接触到许多朴实无华的农民，也有幸相逢情投意合的工作组伙伴——妙笔生花的王校长、七步成诗的顾才女、敢与艰险“拗把劲”的倪大飞……一个个鲜活的脸庞不时在面前闪现，人杰地灵的环家洋给我留下虽苦犹甜的美好时光……
转眼1978年初春降临，专职学“大寨”的第三年开始了，我奉命来到通海公社南部的南北大队，担任李主任（公社革委副主任、工作组组长）的副手，这年开春就少雨，临近初夏更是雨水贵如油，播下的棉种十天、二十天毫无动静，面对河流断水，沟塘干涸的灾情。深受伟人“与天斗其乐无穷”教诲的人们激发了“誓与天公比高低”的勇气，涌现出千军万马、不分白天黑夜在河底、塘底开挖河中河、塘中塘，引水抗旱。不平凡的岁月，热火朝天的生活，验证了“欢娱嫌日短”这句老话。日子进入寒冬，按照既定方针，组织上指派我到“大码头”公社，参加了“大寨”两单位的验收工作。按照当时有关规定，“大寨”县人均树木要达百棵以上，到达数树现场时，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当家人面对高、低、大、小不一的树木，纷纷陪笑并讲述许多客观原因，带队的工作队长权衡再三，决定直径分别从碗口粗降为茶杯粗，最后连拇指粗的树苗也派上用场。人均树木的指标就这样实现了，而人均生猪、粮、棉数也纷纷“实现”，这就是三年学“大寨”的丰硕成果……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传来全党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发展国民经济。从此，不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而且全国学“大寨”工作也宣告结束，学“大寨”的千人兵团同时宣告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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