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 藏族“鲁母化生型”神话的大传统传承

盐都区图书馆

摘要：“鲁母化生型”神话是藏族化生型神话的重要类型，延展到藏族现代生活中，呈现出习以为常的模式化现象。《格萨尔》史诗等口传文本、风马旗图像、祭海仪式等纷繁物象，与苯教文献记载的“鲁母化生型”神话叙事构成对应。此种依仗人类通常具有的神话信仰的大传统知识，不仅是人类自身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普通人日常生活创造性实践的主要来源。

关键词：“鲁母化生型”神话;《格萨尔》;图像;神话历史;大传统

反思现代性文学与文学观，文学的西化造成“文本中心主义、大汉族主义、中原中心主义”的观念误区，活态文学、多元族群文学、口传文学被消解和遮蔽。中国文学人类学提出的“文化大传统”理论，将无文字时代文化称为“大传统”，将文字出现后文化称为“小传统”，颠覆了由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提出的以西方文字书写为重的大小传统格局。“文化大传统”关注文学发生的最初原貌，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创造性实践的动力源泉。笔者以藏族“鲁母化生型”神话为切入点，以藏区常见的鲁神信仰民俗图像、仪式、口传叙事等补充纯文字叙事，并揭示“鲁母化生型”神话背后的文化观念。

一、“鲁母化生型”神话的大传统符号

“化生型”神话属创世神话(也称万物起源神话、开天辟地神话）中的一种，包括初始性创造的解释性神话、族源神话等民族诞生神话及文化发端神话等，主要讲述万物生成、天地开辟、人类起源。自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中华文化中的“盘古开天辟地”“盘古死而化生”神话妇孺皆知。藏族起源神话有“猴生说”“卵生说”“大鹏说”“巨龟说”“化生说”等多种。

藏族的“鲁”，与“龙”含义略有不同。藏族的龙有两种，一种叫“祝”，“祝”是一种动物龙，从不以人和神的面目出现，形状与汉族的龙相仿；一种叫“鲁(龙）”，“鲁”则为人们一般所说的龙神，是苯教的一种重要神灵。“祝”是“鲁”的一种，但“鲁”不等于“祝”。笔者“鲁母化生”神话中的“鲁（龙）”属于后者。

藏族的上古神话，时间久远，构成复杂。“鲁母化身万物”创世神话类型最早在藏族龙母创世神话辑本《十万龙经》之中有记载，在汉地、古巴比伦神话均能找到踪迹。印度婆罗门教经典书籍《奥义书》中的《梨俱吠陀》亦有记载。因此它包含着汉族、印度等民族和国家的信仰因子。

源于对现实生活的理解，藏族人认为龙神像人类一样拥有自己的住所，居住在江河、海洋、泉水、沼泽、湖泊等，还居住在森林、石崖、石包、土地之中，甚至居住在家中灶间。几乎无处不在。龙神形象亦较为奇特，有人身蛇头、人身马头、人身熊头、人身虎头、人身鼠头、人身羊头、人身猪头、人身豹头、人身牛头、人身鹿头、人身孔雀头等。藏族龙神究竟属于哪一种动物尚不确定，只是笼统地认为龙神的基本形态是蛇或鱼，兼有马、牛、羊、猪、虎等古代人类常见兽类，是由多种动物特征结合而成的可以随时附身或变化的精灵，生长在水中或是地上，与鱼、蛙、蝌蚪、蛇、螃蟹、蝴蝶、蝎子、蚂蚁等有关。随着藏族原始宗教的发展，龙神形象不断被社会化和人格化，并赋予善恶观念，社会职责愈加明晰，家族愈加庞大，种类愈加复杂。

“鲁母生万物”的创世神话是藏族人最早产生的一种神灵信仰。藏族人对龙的崇拜一直可以追溯到吐蕃以前。藏族苯教经典《十二万龙经》（简称《十万龙经》，也称《花黑白十万龙经》）记载: 世界起源于龙，龙是世界之母，即“龙母”，它直接表示世界的次序，有“龙母创世”一说。龙头的上部变成太空，龙的右眼变成月亮，龙的左眼变成太阳，龙的四颗上门牙变成四颗行星。当它睁开眼睛的时候，白天就出现了；当它闭上眼睛的时候，黑夜就降临了。黑的上下牙处显现出似月性的黄道带，龙的声音形成了雷，龙的舌头形成了闪电，龙的呼吸之气形成了云，龙的眼泪形成了雨。它的鼻子产生了风，它的血液形成了宇宙的五大洋，它的血管形成了无数的河流，它的肉体形成了大地，它的骨骼变成了山脉。

藏族起源神话叙述了宇宙和人类从世间卵生成拉神(天界神）、念神(中界的半神）和龙神(水中和地下的精灵）的降生过程。《十万龙经》将宇宙天地分为三界: 上界住的是念神，中界住的是地主(地祇），下界大海里有五百座龙宫，龙宫里住着龙王龙女，过着与地上人类一样的生活。三界神灵作为藏族原始神灵的信仰一脉相传，亘古未变。

藏族古代以“仲”(叙述故事）、“德乌”(象征性语言）和“苯”(苯教）治理王政。“吐蕃王布德共杰时，这三件法宝尤为兴盛。”根据《贤者喜宴》记载，从西藏第一个王开始，赞普世系二十七代，其政权由神话传奇、谜语及苯教所护持。可见民间文学和原始宗教在民众中间影响巨大。通过讲神话故事，达到使民众了解和执行上层政策的预期目的。“仲”（叙述故事）范围指涉《格萨尔》史诗、机智人物阿古顿巴故事等具有历史事实和文学叙述的藏族世俗文学，这类文学都源自创世神话。

藏族《起尸修金之故事》《玛桑的故事》和《麻雀的故事》等神话文字文本，成为后世藏族文学创作的源头，借尸还魂、死后化形等艺术手法，在民间故事、童话、传说、小说、戏剧等文学中被普遍采用。藏族古籍文献《柱间史》《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中有很多历史事件的记述，如“聂赤赞普下降人间为王”“直贡赞普被杀”“修建大昭寺”“修建桑耶寺”等，其中民间传说、神话占有很大比例，不少被编成长篇问答歌，如《斯巴宰牛歌》《斯巴形成歌》等世代传承。

藏族“鲁母化生型”神话在藏文史籍《柱间史》《西藏王统记》都有涉猎。拉托托日年赞赞普之前的诸王“皆与神女或龙女婚配”，第二十九代赞普也是娶龙族之女为王后。

丹珠昂奔的《藏族神灵论》认为，西藏神灵龙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时期。早期龙不但形象模糊，而且居地纷繁。中期龙神已有了明确分工，按空间方位居住在东、西、南、北、中。这时的龙神可分为嘉让龙神、解让龙神、莽让龙神、章赛龙神和得巴让龙神五种，且分为三类: 一是善龙神，二是恶龙神，三是善与恶兼而有之的龙神。嘉让龙神是善龙神，可以保护人类，带来幸福；莽让龙神是恶龙神，会给人间带来灾难和祸害，诸如瘟疫，疾病、干旱等；解让龙神、章赛龙神、得巴让龙神是善恶龙神，他们生气的时候祸乱人类，高兴的时候又会给人类带来幸福。中期的龙神各司其职，如洽布龙神主管降雨、降雪、释放闪电，当人类遭遇干旱的时候，就要向他求雨；僧波龙神主管各种龙病，当人们得癫子、疮疱、水痘等龙病时，需祈请免去疾病；却热龙神主管人间的饥饿和战争；噶波龙神主管人类的精神世界，他让人类善良正直，不贪不妒。晚期龙神强化了善的特征，并将龙神与吐蕃至高无上的神灵家族联系在一起，人们对龙神的崇敬心理逐渐强烈。

藏族存在“龙为贵种”为特征的崇龙信仰，并将其与王权相联系。遵循世界创造和人类起源两大主题叙事逻辑发展出来的龙女婚恋故事类型，已经有了鲜明的自觉意识和人性色彩。以原始民众信仰为依托，藏族口传叙事中出现的龙女，与藏民族中的王公贵族、英雄人物结合，诞生出具有非凡能力的人物。与龙族通婚的观念源于藏族苯教信仰，三界神灵与人类不仅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而且其后代也可互相往来，甚至通婚。民间传说苯教始祖辛饶米沃降临人间之后，与龙女结合，生下一个叫“贤色居”的女儿。从此给世界带来了好运，藏地进入雨水充足、庄稼丰收的平安时代。吐蕃早期赞普对此深信不疑，热衷于娶龙族之女，以达到给吐蕃带来好运的目的。

格萨尔就是天神与龙神的结合。《格萨尔》史诗中神子格萨尔是天界白梵天王派到人间的三王子，最初不愿意下凡，后投胎降生为人。父亲为中界念神的后裔，母亲为顶宝龙王的小女儿。格萨尔凝聚了天神、念神、龙神三界神灵的血统，出身高贵，神通广大。历代统治者自称“龙子”，龙成为人类始祖、至高王权的象征。同时，龙可以是为黎民百姓司云雨、保丰收、守护一方水土平安的善神，也可以是兴风作浪祸害人间的恶龙。

龙神为财神。藏族民众认为，龙神与人类一样有家有室，有情感，有思想，并拥有人间难以寻觅的一切财宝。供奉龙神，可以使财富源源不断。格萨尔娶龙女珠姆为王妃，意味着格萨尔继续保持着其父辈与龙族通婚的传统。嘉洛部落的头领顿巴坚参一生供奉嘉陵湖弥贡龙王，并娶了龙王女儿为妻，财源茂盛，成为岭国第一富户。据研究，珠姆来自青海玉树治多县的嘎嘉洛家族。治多县珠姆湖、珠姆上半截身体塑像，大量风物遗迹传说是民众对誉为白度母的珠姆最好的纪念。而格萨尔的母亲果姆携带着象征龙界精神财富的《十万龙经》、良好居住条件的廷肖古大龙帐子和发家致富之财运的福角龙畜母牦牛三件龙宝，从龙宫来到人间。

《格萨尔》中的三界神灵与《十万龙经》中的三界神灵稍有不同，《格萨尔》中上界是天神住所，它的主宰是白梵天王，中界是念神的住所，其主宰是格卓念波，下界是龙族的住处，其主宰是顶宝龙王。

龙神是雷神，一般住在云层或天空中，主管水神和冰雹。《格萨尔》史诗中，龙神出现频率极高。在《格萨尔·降伏妖魔之部》中，青青高原上的玉龙，住在厚厚的紫云城；发出猛烈吼声亦威武，抛出赤电长舌像箭锋；一下就劈烂芝麻鹰窝，一击就粉碎红石峰。《格萨尔·大食牛宗》描述，广阔天宫中，天之龙神霹雳王，身着千人皮大髦，青蓝脸面双手中，将铁盛水的大盘，铁之冰雹霹雳响，乘骑青龙玉龙行，三只红眼发火光，魔兵十万身边围，暴雨雷声轰隆隆。这位乘骑玉龙的龙神明显具有雷神特征。

据《十万龙经》记载，人间 424 种病根源于龙，主要包括癞子、麻风、水疱、天花、伤寒、梅毒、瘟疫、痼疾等。因龙与龙病、降雨、财富有着紧密关联，藏族民众会围绕着祛病、求雨主题进行祭祀，治疗瘟疫疾病，即“龙病”。祭祀场所通常在湖、河、溪、池等水域，祭品是鱼虾喜爱的食物，如芝麻、畜肉、酥油、奶制品等，或为藏红花、仙人掌、肉豆蔻、芫荽等药材。这些祭品被称为“龙药”。出于对龙的敬畏，民间禁止向水域倾倒污秽物，禁止捕食鱼、虾、蟹、蛙等作为龙化身或眷属的水生动物。

龙病一旦传染给人类，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而龙族也害怕生龙病。《格萨尔》史诗记录了许多藏族古老的龙神信仰习俗。莲花生为了求得一位龙女给格萨尔做母亲，不惜给龙界降下瘟疫，并以龙王三女儿为交换，为群龙治好了龙病。莲花生将龙女带到人间，配与僧伦。之后，龙女生下了格萨尔。《格萨尔· 降魔之部》中的龙赞是一个以食人为生的龙魔，长着 9 个脑袋，18只犄角，腰里缠着 9 条黑毒蛇，手脚上长着 36 个铁爪。《格萨尔·汉与岭》中，汉地皇帝从龙宫娶了一位龙女做王妃，但这位龙女却是妖魔转生，她死后，留下妖尸，控制着皇帝，残害百姓。格萨尔将她毁坏的藏汉金桥又连接起来，等等。

传说中龙魔九兄弟非常凶横残暴，能够带给人类胆病、麻风病、水肿病、剧痛等病症。龙魔九兄弟之主是龙魔支东热巴，他的八个龙魔伴神都长有动物头。传说龙魔九兄弟的另一个主神是龙魔蝎子头(“黑龙魔”），最初是从一个血蛋中诞生的，生有黑色的蝎子头，头发是一条条的蛇，面孔和身体沾满了血污。传说龙魔的住处和坐骑从不固定，冬天骑一头黑色的公牛，春天骑一只蝎子，夏天骑一条黑蛇，秋天则居住在高山草甸。

恶龙故事反映了藏族先民欲征服自然的思想动机和价值取向。故事结尾都是恶龙被征服，从而演化出很多崇拜龙的习俗，如祭龙节。拉萨龙王潭供奉的名叫墨竹色青的俊俏龙女的故事被记载在桑耶寺的壁画中。

在西藏阿里古格王朝遗址中，狮、象、马、龙神等图案随处可见；西藏曲贡遗址发现刻有蛇纹的陶片，显示出藏族古代氏族部落崇拜龙神；位于黄河与浑河交汇处的内蒙古清水河县岔河口，发掘出距今六千多年前的两条巨型鱼龙形夯土雕像；新疆喀什疏附县艾孜来提毛拉山上一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遗址，出土了一块陶瓷器皿的腹部残片，上部为一深目隆鼻满脸络腮胡的婆罗门头像，下部是一条波浪形前行的蛇形龙纹图案。大量“鲁母化生型”神话原型叙事的考古遗址发现、日常生活中图像符号、苯教文献等文字文本、《格萨尔》史诗等口传叙事都是藏族“鲁母化生型”神话的物证和物化体现，构成了文本与物象上的对应。

二、“鲁母化生型”神话的历史文化信息

神话是历史和文化共同的母胎，它开启了人类历史的进程，钦定了精神源头的神圣性，并以原型性影响着现代文明中人们的行为选择。

神话是人类自身历史的一部分，具有信史价值和象征价值。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记载，约距今7万到3万年前智人时代就有宗教性行为。张光直在《美术、神话与祭祀》中写道，神话虽然荒诞离奇，但不是空穴来风，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宝贵的史料和人类学证据。研究神话，可以钩沉历史，透视古人的思想、观念等。

如青海祭海仪式历史。上文提及，龙神主管着人世间雨水，求雨就是求龙神。与马年转神山、羊年转圣湖祭祀活动一样，一年一两次的祭海仪式是藏族民众生活中已然模式化了的民俗活动，祈请湖泊神灵降福众生，来年风调雨顺、六畜兴旺、和顺吉祥，表达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朴素而 美好的愿望。青海湖祭海在 2008 年入选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祭青海湖仪式早在殷墟甲骨文卜辞中就有“燎祭西王母”的记载。唐玄宗天宝十年(751）正月，封青海湖神(西王母）为“广阔王”，遣使礼祭。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加封青海湖神为“通圣广阔王”。理宗宝祐元年（1253）蒙古用兵青海，宝祐二年(1254）召集蒙古王公在日月山祭天，在青海湖祭海，这是封建统治者亲自祭海的最早记载。清康熙二十九年 (1690），召集蒙古各部首领，会盟于察汉城，从政治上进行笼络。会盟的任务是宣布清廷政令，稳定地方治安，受理一年来发生的民事、刑事案件，以显示清廷在蒙、藏民众中拥有的权威。清雍正元年(1723），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反清，在察汉城举兵会盟。年羹尧、岳钟琪督军进攻，呈报清廷，封“青海灵显大渎之尊神”，以汉、蒙、藏三种文字立碑致祭。雍正二年(1724）设置了“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首次规定在钦差大臣的参与下，每年秋季会盟一次。雍正三年(1725），钦差大臣到察汉城主祭。乾隆三十八年(1773）礼部按祭四渎之典礼，规定每年七月十五日祭海。道光三年(1823）陕甘总督那彦成命环海八族藏人祭海会盟，这是藏族祭海会盟之始。光绪三十三年(1907），西宁办事大臣为便于向海神致祭，决定修建海神庙，光绪三十四年(1908）竣工，作为固定的祭海场所。庙正殿三间，殿门及 守庙兵丁的宿舍七间。正殿中立碑一座，上刻“灵显青海之神位”（西王母）七个大字。此后被砸毁拆除，现仍留有遗址。

再如在藏区常见的悬挂在山顶、水源地、村落、屋顶、掘藏地、寺庙等处的风马旗，外形是以经咒、图像印于粗布上的五色小旗。藏族人叫“隆达”，直译为“风马”。风马旗上的图案与文字是由木板刻印的，正中是一匹驮载吉祥珍宝的马首向左的奔马，四角印有四只两两相对的神兽: 上方为大鹏、绿龙，下方为红虎、白狮。文字安插其间。风马经幡是融情感与理性为一体的产物，是表现人们美好愿望的载体。风马旗有神话信仰含义，是具有很高水平的艺术品。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人，逢年过节都要插挂五彩风马，喻示着天、地、人、畜的和谐吉祥。风马旗一般是以家中年长者的五行命相为主幡的红、黄、蓝、白、绿五种颜色，五行配五色。主幡的镶边运用五行相生的原理，即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万物，以此类推。藏族五行算中称之为“母子关系”。龙象征水，代表繁荣；雪狮象征土，代表命运；大鹏鸟象征火，代表生命力；虎象征风，代表身体；居于中央的腾飞骏马则象征土、水、火、风所依附的虚空，代表着万物的灵魂。谢继胜、康格桑益西等学者认为，风马旗的起源与阴阳五行思想等密切相关，“五兽”及“四方”概念寓意着藏民族形成、信仰象征及早期藏族氏族图腾象征。

中国历史具有鲜明的“神话历史”特点。苯教经典中明确指出: “董、扎、珠、噶”四个藏族古老部族的战神分别为“铜鬃玉龙、弯喙铁爪大鹏、利角神牦牛、朱砂斑金虎”四种。从藏族氏族图腾符号，可窥见藏族氏族部落联盟统一的历史。敦煌藏文文献中记载，自称猕猴后裔的吐蕃雅隆部落首先征服了雅鲁藏布江流域分布的十二小邦，向东征服了素以食青蛙著称的工布和达布等地区。之后向北征服了自称牦牛和犏牛部落的董氏族和苏毗部落，并与自称为种公羊地区的霍尔部大战。向西征服了以麋鹿和野马著称的象雄地区，最后组成不同图腾符号的六个氏族部落的联盟，建立起强大的以雅隆部落为中心的军事行政机构。《格萨尔》史诗也有同样叙述: 在天地混沌时，有两只鸟在空中造窝，一共生下18颗卵。三颗鸟卵向上去，生成天界；三颗鸟卵去中空，生成念界；三颗鸟卵去下方，生成龙界；六颗鸟卵落人间，生成原始藏人的六大氏族。经过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传说时代的氏族部落在不断的融合中发生变化，对作为氏族图腾标志的图腾动物的认同也逐渐发生改变。时至今日，藏区寺院壁画上仍保留着的各种动物画像，可以作为藏族历上曾经有过图腾崇拜的佐证。

三、“鲁母化生型”神话的文化编码

20世纪60年代，德国的赫尔曼·鲍辛格、日本的岩本通弥等民俗学家致力于民俗学的现代转型，让普通民众反思性地看待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运用“过去的经验”，历史化、故事化地感知、表象生活世界，进而形成对日常生活的自觉。藏族现代生活中与龙相关的种种神话仪式、图像、口头叙事、考古发现和文献古籍，都是神话观念支配下的行为密码和文化奇观。神话作为文化基因而存在，是人类灵魂之根，也是普通人日常生活创造性实践的主要来源。“必然对特定文化的宇宙观、价值观和行为礼仪等发挥基本的建构和编码作用。”神话不仅具有信史价值，还具有象征价值。在现今的文化体系中，风马旗含有多重象征意义。古代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时期(公元前245年）的阿育王石柱上面除镌刻着阿育王的敕令之外，还在圆形台基上刻有站立着的三只金色狮子图案。台基四周有四个守卫四方的守兽: 东方是象、南方是马、西方是牛、北方是狮。这四种代表四方国度的动物，随着印度佛教的传入成为藏族风马旗观念起源的雏形。在中国古代天文观念中有“四象”七大星区说法: 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天人感应论、天命论、五行观等古代各种文明思想的交流，使得神话故事作为思维编码的一种符号方式，体现出人类文化的普遍性规则。

英国藏学家噶尔梅在《概述苯教的历史及意义》中阐释道: “光明与黑暗、白与黑、善与恶、神与魔、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创造与毁灭等二重性构成了苯教教义的基本内容之一。”创世神话“鲁母化万物”蕴含着古老的二元论、三界宇宙观及五行观等思想。

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在第一劫数（鸿蒙年代）之时，首先出现了水，水被认为是这个世界的本源。地球的中心是金刚座（菩提道场，坚固永恒的地方）。地球的形成依赖地、水、风、火。地属于固性，水属于湿性，风属于动性，火属于热性。这四种现象互为作用，使得天地有别。《智者喜宴》写道，大海里首先出现一金龟，它气宇轩昂，头朝南方，右翼朝东，左翼朝西，四肢控制着四方。因此，这个世界出现四个方向: 东、西、南、北。这个世界因缘和合，始终都在变化，直至毁灭。毁灭的途径是，水、火、风。水要淹没整个世界，诸如暴雨、洪水、海啸等；火要烧毁整个世界，诸如地震、火山爆发、山林失火等；风要刮跑整个世界，诸如龙卷风、台风、暴风等。

众所周知，喜马拉雅在数亿万年前是海洋。20世纪60年代，在喜马拉雅山脉希夏邦马峰及聂木拉县，发现身长10米，距今1.8亿年的“喜马拉雅玉龙”。1976年，在西藏昌都达玛拉山脚，发现距今六七千万年前恐龙化石。大传统理论将传世文献、考古发现、口传文本、物化图像等联系起来，在口传史诗、神话图像、民间叙事等诸多证据中，将“鲁母化生型”神话转换、意义表达阐释得清楚明白。

符号及其解释创造了文化的元语言。“鲁母化生型”神话具有超越文化的相似性和潜在的普遍性。与其说是受印度神话、汉神话影响，不如说是万物有灵、物我化一等神话思维使然。“鲁母化生型”神话蕴含着藏族古老三界宇宙观、五行观等神话宇宙观的时空循环性结构，藏族现代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风马旗中的“五兽”神话符号象征着生命的本源，寄寓着对人类自身生命生产的关切，反映出具有直观性和具象性特征的人类神话思维的“神话中国”。

神话作为一种特有的智慧表述与文明基因，并非藏族《格萨尔》史诗这一部特定作品，亦非在藏族日常生活中以“扩展”形式蔓延的风马旗、祭海仪式等神话性，而是对全人类的观念信仰、行为礼仪等诸多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作用的内在价值观和宇宙观所支配的文化编码。中国多民族互动融合的文化大传统，突破了文字的局限，在活态文化传承的民间叙事和仪式礼俗中，在禳灾和治病的讲唱表演活动中，在考古发现的图像叙事和实物叙事中，解读神话思维，发现神话意象，在流动的、意向性建构的“共同体”中探究神话信仰的意义。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