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江格尔》史诗70年的学术史分为20世纪50、60年代，20世纪80、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三个阶段。民研会在三个阶段都发挥了关键的组织引领作用，抢救、保存和推广了这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在第一阶段，民研会注重搜集整理成果的珍稀性和填白性，并以点带面，扩大了《江格尔》史诗的全国影响力；在第二阶段，民研会注重搜集整理成果的完整性和科学性，真正做到了面上铺开、点上深入，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在第三阶段，民研会注重搜集整理成果的转化性和集成性，《江格尔》史诗的搜集整理工作从学术界拓展为社会各界的民族文化自觉。未来民研会(民协)将继续发挥组织引领作用。
关键词
《江格尔》；《洪古尔》；
民研会；学术史；搜集整理；蒙古族史诗
2014年至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三次重要会议中高度评价了《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和《江格尔》这三大史诗“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又如“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江格尔学”是对蒙古族文学宝藏的发掘，是对中华文化瑰宝的珍视，更为世界多国文化交流和共享搭建桥梁。《江格尔》与《蒙古秘史》《格斯尔》并称蒙古族文学史上的三大高峰，“象一部描述蒙古民族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问题的百科全书。”《江格尔》还与《格萨(斯)尔》《玛纳斯》被誉为“中国三大英雄史诗”，篇幅长且至今活在人民口头上，在世界上较为罕见，引起国际学界的注目。“中国三大英雄史诗”加上各民族陆续发现的蕴藏丰富的史诗，不仅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上史诗体裁的空白，还确立了中国史诗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以后，尤其是80年代以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发掘、搜集、记录、整理和出版，不仅驳正了黑格尔妄下的中国没有民族史诗的著名论断，也回答了‘五四’以后中国学界曾经出现过的一个‘恼人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原来是否也有史诗’?”大规模的史诗搜集整理成果的释出让我们逐渐走出外国偏见和自我怀疑，并重新确立和坚定了文化自信。而这一过程与1950年3月宣告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简称民研会)的“导引与规范”是分不开的，与民研会身体力行的搜集整理实践是分不开的。
今年既是《江格尔》史诗出版70周年，也是民研会成立70周年。这或许是一种年份上的偶合。但是无可否认，《江格尔》史诗是旨在“接受中国过去的民间文艺遗产”的民研会势在必行的抢救对象；民研会是开展《江格尔》史诗搜集整理工作必不可少的组织保障。本文把《江格尔》史诗70年的学术史划分为三个时段，通过系统梳理《江格尔》史诗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民研会对江格尔学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看到国家对民族民间文艺的珍视，看到前辈民间文艺工作者和研究者筚路蓝缕的艰辛和漫长的努力，看到蒙古族史诗这一口头传统的巨大魅力。
一、20世纪50、60年代的《洪古尔》与史诗眼光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创造了和平稳定的环境，《江格尔》的搜集整理与我们党一直以来重视各民族民间文艺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在20世纪50、60年代，有《江格尔》部分章节《洪古尔》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再版，有外国《江格尔》搜集整理成果的译介引入，还有《江格尔》部分章节的汉译尝试。从作品成果来看，搜集整理工作处于萌芽阶段，同时有计划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工作正在酝酿。在研究方面，边垣在50年代对《洪古尔》思想艺术的分析和对自己搜集整理《洪古尔》的过程和方法的反思具有个案性质，引起了学界的重视；色道尔吉在60年代对《江格尔》的介绍几乎是国内最早的关于《江格尔》史诗的总体研究，这一介绍彰显了《江格尔》史诗的国际化程度和重大学术价值，为《江格尔》研究奠定了高起点。
(一)《洪古尔》的搜集整理与民研会再版
1950年1月，《洪古尔：蒙古民族故事》出版，是国内最早正式出版的《江格尔》版本，是第一个汉译本，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最早出版的史诗作品。这个版本有86页，作为史诗体裁这一篇幅上称不上很长，但是可贵的是边垣为这部作品作了38个注释，用以解释蒙古族的生活环境、地方风物、民族饮食、民俗习惯、语词含义、蒙古传说、谚语和游戏等。
“1950年3月29日，也就是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后仅半年的时间，宣布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此后直至今天，民研会成为发动搜集和研究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工作中心。”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这一机构的成立对全国民间文艺工作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在思想上，贯彻落实党的文艺工作指导思想，明确搜集原则、方法和意义等；在实践上，建设民间文艺搜集队伍，发动群众，为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提供了制度和组织保障。贾芝指出，“在民研会成立后的第十四天召开的第一次理事会上，首先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中国民间文学丛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丛书还收录了边垣在新疆监狱里从一位难友蒙古艺人满金口中记录的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的重要章节《洪古尔》，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版世界闻名的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中国民间文学丛书》当时在全国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中起着示范作用。1958年，民研会将《洪古尔》纳入《中国民间文学丛书》再版，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谓给予了《江格尔》史诗最高程度的重视，也使《洪古尔》成为全国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代表作，扩大了《江格尔》史诗的影响力。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由于文艺宣传的需要，在形式上更偏重成书快、形制短小、易于流传的民歌体裁作品。但是，新中国初期民研会已经有了全面搜集整理《江格尔》史诗的意识，充分意识到这是一件抢救性的工作，期待以《洪古尔》的再版为先导，以《江格尔》部分章节的影响力激励和推动更为完整的、经过忠实记录和翻译的《江格尔》史诗作品的出现。
(二)译介国外搜集整理的《江格尔》
除了《洪古尔》的出版和再版，20世纪50、60年代还翻译介绍了国外搜集整理的《江格尔》唱本，出版了两个蒙文版本和一个汉文版本。
1958年，莫尔根巴特尔和铁木耳杜希合作出版《江格尔传》，是我国最早的《江格尔》蒙古文版本，这一版本是对苏联出版的13部《江格尔》16的转写，即由托忒蒙古文转写为回鹘蒙古文。1964年，又在乌鲁木齐用托忒文出版了这13部《江格尔》。
1963年，多济、奥其在民研会主办刊物《民间文学》上合作汉译发表了《江格尔传——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传>的一章》。后来色道尔吉自述这一时期汉译《江格尔》的缘起，是1950年在张家口看到了边垣记录出版的《洪古尔：蒙古民族故事》。1955年4月，民研会主办的《民间文学》创刊，这一刊物对于推动全国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江格尔》汉译章节在这一民间文学阵地的发表，其影响力是全国性的。
(三)史诗搜集整理、翻译与研究相关问题的初涉
首先，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研究方面。1949年，边垣在《洪古尔:蒙古民族故事》出版序言中的寥寥数语应该是当代中国关于《江格尔》史诗的最早的论述。《洪古尔》是《江格尔》史诗的一个章节，也是《江格尔》史诗的重要章节之一。边垣认为《洪古尔》在故事内容上具有传奇性和神话性，在体裁上是一种弹词类作品，曲调冗长沉重，道白哀怨动人，还有对“马”这一意象的描述，凸显了蒙古族文学的独特魅力，是蒙古族游牧生活的写照。边垣少而精地总结了《洪古尔》的思想主题、史诗体裁特点、民族风格和民俗特征，研究视野开阔，对了解《江格尔》史诗有窥一斑而知全豹之效。
1956年，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老舍发表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在报告中老舍盛赞格斯尔、江格尔这些史诗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是至今活态传承的人民的口传巨著。老舍还将《江格尔》和《格斯尔》进行比较，认为《江格尔》比《格斯尔》更能展现蒙古族的艺术天才和语言创造力。《江格尔》史诗被老舍写入报告，可见《江格尔》在1950年代受重视程度之高，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代表之一。
1963年，多济在《民间文学》刊物上发表汉译《江格尔》的同时，发表了《<江格尔传>简介》的论文，对《江格尔》的产生年代、地点、篇幅、国外版本、江格尔的词义等问题进行了介绍和讨论，指出《江格尔》在思想方面体现了对理想国的向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勇猛的斗争精神、乐观主义精神和智勇结合的思想；在艺术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如歌颂勇士的战马这类浪漫主义描写。
其次，在搜集整理与翻译的原则和方法方面。边垣在1958年版《洪古尔•后记》中写道:
1942年，我开始根据记忆把它写成文字。在情节结构方面，我未加删改。在形式方面，它原系说唱体，类似北方的大鼓词，说的时候也像唱一样，每小段一口气唱完，腔调重，哀怨动人。我为了记录的方便，改用了诗的体裁。
可见，第一，由于客观条件限制，边垣搜集《洪古尔》不是现场记录，而是几年后根据回忆记录的，不论边垣的主观想法如何，都很难做到忠实记录。因此，这个版本主要是文学读本性质，而非科学研究性质。
第二，在内容结构和艺术形式方面，体现了变与不变相结合的整理原则和方法，既保留了情节结构，也对作品的体裁形式进行了转换。边垣对作品进行了整理和编写，融入了自己的诗情才华，使我们看到的《洪古尔》是非常精美的现代诗体形式，共分为290个诗节。如起到过渡作用的“诗节269”对自然环境的描述就非常引人入胜:
“欢乐逝去像飞鹰那样快，希望莅临却像耕牛那样慢，
一天，飓风在戈壁上吼叫盘旋，
似一条黑的幔帐自天上扯到地面，(注释)
又从地面舞起了砂石飞上了天。”
（注释：蒙古地之飓风甚大，自地及天，遥望如幔帐，又似黑色之天柱，数十里外即可望见，行旅多惧而避之，否则飓风至，即将人马骆驼等遁去或湮没。）
第三，关于翻译问题没有明确的说法。斯钦巴图认为，《洪古尔》的初始汉译者应该是蒙古族演唱者满金本人，采用边唱、边翻译、边讲解的方式，同时，边垣是搜集者、记录者、转述者、编写者，也是汉译工作的直接参与者。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推测，《洪古尔》的翻译工作是由蒙古族的满金和汉族的边垣共同完成的。蒙汉合作翻译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蒙古族民间文学汉译工作的重要方法之一。其实关于翻译，语言翻译是基础，但是对于民族史诗的翻译，诗体形式的转化翻译和民族民俗的文化翻译也非常重要。边垣的《洪古尔》汉译本以注释的方法很好地达成了对蒙古族民族民俗的文化翻译。
二、20世纪80、90年代大规模搜集整理与全面研究
从国内外搜集整理史诗《江格尔》的整体版图来看，《江格尔》最早正式出版和学术研究工作肇始于国外，但是20世纪80、90年代的搜集整理成果使我国后来居上。仁钦道尔吉总结指出，如果以德国贝尔格曼1802年到1803年在卡尔梅克人中发现并记录两部《江格尔》长诗为标志，江格尔学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此后，学者陆续在苏联搜集出版了31部《江格尔》的十余种异文，在蒙古国搜集出版了25种不同的异文，在我国新疆卫拉特蒙古族地区搜集出版了70部《江格尔》的近二百种异文。“《江格尔》一直广泛传播于我国的新疆巴音郭楞、博尔塔拉、伊犁、塔尔巴哈台、阿尔泰地区24个县的土尔扈特、额鲁特、扎哈沁、和硕特等卫拉特人聚居地区和一部分察哈尔、乌梁海人之中。”我们搜集整理到蕴藏巨大的《江格尔》章节和调查到的活态传承情况，力证了中国新疆是《江格尔》史诗的故乡，也为“江格尔学”研究奠定基础。《江格尔》的大规模搜集整理工作主要是在民研会的领导下开展的。
(一)民研会新疆分会与大规模搜集整理
1978年，最早开始有组织地搜集记录《江格尔》的是托•巴德玛和宝音和西格。他们用5个月的时间到新疆天山南北的12个县搜集记录。1980年，托•巴德玛和宝音和西格合作出版了15章托忒蒙文版《江格尔》。其重大意义在于，它是首部采录于我国新疆、呈现《江格尔》史诗原貌的忠实记录版本。1982年，二人又推出了回鹘蒙文版《江格尔》。
1979年底，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浩•巴岱为负责人的《江格尔》搜集整理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有组织、有计划的搜集和出版工作得以开展。1980年9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新疆分会的成立，为大规模开展《江格尔》史诗搜集整理工作提供了直接的组织保障。《江格尔》搜集整理工作由中国民研会新疆分会具体负责，通过对南北疆24个县开展普查工作，7次召开《江格尔》演唱会，对一百多名江格尔奇进行采录工作，共录制187盘盒式磁带，搜集157章《江格尔》本文及异文，共计十九万余诗行，还积累了大量的各类民俗资料。从1982年开始，进入了整理阶段。一方面，按照严格的学术要求陆续整理出版了12卷的《江格尔》资料本，共124章。另一方面，在资料本的基础上，精选出版了两卷本托忒蒙文版《江格尔》文学读本，共60章；随后不久出版了三卷本回鹘蒙文版《江格尔》文学读本，共70章，其中前两卷内容同托忒蒙文版。
可见，首先在搜集组织方面，中国民研会及新疆分会使《江格尔》有组织、有计划的搜集、整理、研究和大范围的学术研讨活动成为可能。苏联蒙古学联合会秘书长瓦•策日诺夫高度评价了这一工作。他认为，在时间上，苏联卡尔梅克和蒙古国的学者对《江格尔》的搜集和记录是较早的，但是在搜集规模和取得资料的丰富性上，新疆的搜集整理工作更为宏大而系统，获得资料也更为丰富而全面，而且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如此显著的成就。《江格尔》史诗受到空前的重视，搜集整理工作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民族口头传统的大展示。
其次，在搜集方法方面，创造性地采用演唱会的搜集形式，能够一次性集结艺人和听众，短时高效，节约成本，搜集到了数量和质量俱佳的史诗章节；能够解除史诗艺人的顾虑，充分发挥艺人的史诗演述能力，达到自然演述的效果；还能够呈现《江格尔》史诗演述的宏大场面，在热烈娱乐的气氛中凝聚民族精神，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
最后，在搜集成果方面，出版了资料本和文学读本两种形式的成果，各有侧重，既有利于《江格尔》的资料保存和科学研究，又有利于《江格尔》的阅读普及和推广传播。
(二)汉译本与汉译方法研究
1983年，色道尔吉汉译《江格尔》出版，“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较为完整的汉译本《江格尔》”，共15章，其底本是1958年转写自国外的《江格尔传》的13章，加上托•巴德玛、宝音和西格搜集整理的《江格尔》中的2章。
1988年，霍尔查汉译《江格尔》选译本出版，其底本是托•巴德玛、宝音和西格搜集整理的15章《江格尔》。“虽然这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一本色道尔基先生精心殚力的译作《江格尔》……但由于它主要依据的仍然是俄国时期的13章本，这就使现在的这个汉文选译本不失更多的意义和价值了。”郝苏民高度评价这个汉译本，称之为边垣《洪古尔》那枝小花之后，在祖国大地上结出的第一个丰硕的果实。
1993年开始，黑勒等人汉译《江格尔》全译本陆续出版，共有二百余万行，是国内外章节和诗行最多的新疆托忒蒙古文版的70章。
在汉译方法方面，首先，色道尔吉指出了《江格尔》汉译的困难在于民族诗体韵律的转换。《江格尔》是能唱的口头传统，“蒙文的《江格尔》，有的句子不押头韵，有的句子不很工整对仗，有的句子长短不齐，也没有韵脚，但是它是能唱的，它有旋律和鲜明的节奏感。民间艺人弹奏‘陶克舒尔’(冬不拉)或拉起‘肖儿’(马头琴)演唱《江格尔》，还有多种曲调。”色道尔吉采取了从内容到形式尽量保留民族民间作品特点的翻译方式。王智杰指出，这一版本运用存现句表现了诗歌语言的音乐美、密度美、洗练美和跳跃美。包秀兰认为，色道尔吉的汉译本是文笔最优美、行文最流畅的。
其次，关于程式化描写的处理。霍尔查指出，《江格尔》史诗中存在大量对勇士的家谱、身世，骏马的神通技能以及武器、鞍具等等功能的重复描写，是江格尔奇根据现场观众的增换和要求反复演唱的结果。霍尔查熟知史诗演唱的程式化特点，但是作为书面作品，霍尔查采取了对程式化描写进行一定程度的删除处理，以避免冗赘重复。色道尔吉的汉译本也对程式化内容进行了一定的删减。黑勒等人的全译本是未经删节的，保留了史诗演唱的艺术程式，是最大程度保存和展现《江格尔》史诗原貌的完整版本，是可供学术研究的科学版本。当然，作为书面文本，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可能会显得拖沓冗长。其实，单纯用长度作为史诗的衡量标准是不切实际的，朝戈金在《“多长算是长”：论史诗的长度问题》一文中指出，“歌手根据不同场合和环境，任意处理故事长度的事情，随时都会发生。”因此，一部史诗的演唱长度不是一成不变的。除了有意识地删节，由于史诗演述的口头性和即兴特征，演唱版本在内容和长度上有所差别反而是史诗这一口头传统的特点。
最后，关于特定地理词汇的翻译。包秀兰特别提到《江格尔》史诗中出现频率极高的地名“宝勒召图—宝日—陶鲁盖”的翻译问题，“‘宝勒召图—宝日—陶鲁盖’(boljootiin bor tolgoi)并非真实地名，而是一种诗意的表达，且具有多种功能。巴•布林贝赫将其归纳为九种：1.战场；2.传递消息的驿站；3.远眺、观察地形的观察站；4.宣传动员或告示舞台；5.休息场所；6.寻回马群时可登高望远之处；7.迎接英雄归来的凯旋门；8.领土边界或天然屏障；9.祭天祭神的祭祀敖包。”可见，这个词的内涵具有丰富性和民族性，诗性十足，在翻译时也就不容易找到对应的词汇。包秀兰通过分析认为，目前的汉译本都没有传达出这一诗性地理词汇的风采，应该“保留原文的形式，以便于更好地领略史诗语言原汁原味的特点，也有利于对照原文进行研究”。
(三)史诗研讨会、教材与高水平学术论著
20世纪80、90年代有三次重要的《江格尔》史诗研讨会。198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在乌鲁木齐举办了首届《江格尔》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共有二十余人发言，围绕《江格尔》的流传情况、产生背景、哲学与社会思想、艺术特征、民族和地方特色、文学史地位等问题展开研讨，具有凿空意义。1988年，在乌鲁木齐召开的首届《江格尔》国际学术研讨会具有里程碑意义，本国学者和外国学者济济一堂，彰显了江格尔学的世界性。各国学者从发生学、版本学和史诗母题、结构程式和艺术特点等方面展开讨论和比较研究，在关于《江格尔》的断代问题方面还存在较大分歧，但是更多的是在学术交流中酝酿了更为深入的国际合作研究意向。1996年，第二届《江格尔》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江格尔》在80年代就被写入了高校民俗学教材。1985年，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这部民俗学教材中，谈到了关于新疆卫拉特蒙古地区《江格尔》史诗演唱的调查，他以30年代末著名的江格尔奇胡里巴尔•巴耶尔在布克赛尔演唱比赛会上演唱7天7夜《江格尔》史诗为例，说明《江格尔》史诗演唱活动的隆重。
20世纪90年代集群式地产出了研究《江格尔》史诗的高水平学术专著。国内《江格尔》研究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是1990年出版的仁钦道尔吉的《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江格尔>》，该书共分10章，对《江格尔》的形成时间地点、故事内容、主题思想、艺术形式、江格尔奇和搜集研究等情况进行了全景式的介绍和分析，为我国江格尔学研究奠定了高起点。关于《江格尔》史诗，仁钦道尔吉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观点：如《江格尔》在结构形式上，属于并列复合型史诗；在主题思想上，表达了爱国主义思想；在产生背景上，最初产生于我国新疆地区的蒙古族人民中间；在国际影响上，江格尔奇鄂利扬•奥夫拉的发现及其演唱的10章的记录是江格尔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使《江格尔》史诗得到了国际学界的重视。
1994年，仁钦道尔吉的另一部专著《<江格尔>论》出版，“表明目前史诗研究已由搜集整理原资料、出版介绍、专题分析论述阶段步入了系统化理论化研究的阶段。”1999年修订版《<江格尔>论》被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出版的中国史诗研究丛书，这部丛书的“集团优势初步构建了中国诗学理论框架，被钟敬文先生誉为‘中国史诗理论霸气’的奠基之作”，而《<江格尔>论》被评为“代表了迄今为止中国《江格尔》史诗专题研究的水准”，“是我国《江格尔》研究的奠基性成果”。
另一位有分量的学者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疆分会《江格尔》研究室的贾木查，1996年出版了专著《史诗<江格尔>探渊》。贾木查重点探讨了“《江格尔》产生的时间、地点、历史背景，《江格尔》同蒙古民族精神的关系，《江格尔》在蒙古民族历史文化中所占地位以及近二百年来国内外学者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江格尔》的概况和悬而未决的一系列问题。”贾木查提出，“13世纪蒙古帝国的兴盛是《江格尔》产生的历史背景”，“‘江格尔’这个名字，其实是‘成吉思汗’这个名字的定语。”这部专著偏重于语词和史实的考据，在利用多语研究资料的丰富性方面达到了极致，主要凸显了《江格尔》史诗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展现了江格尔学作为一门世界性学科所涉领域的广袤，但是对于《江格尔》史诗最本质的文学审美价值的研究略显不足。
除此之外，1993年，扎嘎尔的《<江格尔>史诗研究》出版，“颇有分量的是对史诗艺术形象的研究部分”。1995年，格日勒的《十三章本<江格尔>中的审美意识》，是国内第一部从美学角度对《江格尔》13章本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1996年，金峰的《<江格尔>黄四国》出版。1999年，斯钦巴图的博士学位论文《<江格尔>与蒙古族宗教文化》出版，分为上、中、下三篇，共6章，该书系统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江格尔》搜集整理和研究情况，尤其是80、90年代的研究成就及存在问题等。斯钦巴图指出《江格尔》史诗研究还主要停留在书面的文本研究层面，对史诗演唱这一活态形式的民俗研究存在不足。
除了以上专著外，这一时期还涌现了数量可观的研究论文，主要关注了以下问题。
第一，在思想内容研究方面，主要涉及对《江格尔》史诗反映的政治社会理想(理想国)和人格理想(英雄)的探讨，凸显了《江格尔》中蕴含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主题精神，描摹了江格尔、洪古尔等英雄形象，体现了英雄主义精神，还有对生命理想的审美观念。1984年，贾芝指出《江格尔传》描绘了蒙古族对理想家园的构想和誓死守护家园的英雄精神，“忠心耿耿，捍卫‘宝木巴’，宁死不屈的江格尔和洪古尔及其他众英雄，长年烈马奔腾，所向无敌，他们正是恩格斯所说的英雄时代传说中的第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们。”贾芝还提到《江格尔传》中对江格尔夫人阿盖的美貌和美好品质的描写，温顺纯洁、擅长音乐、雍容华贵、如光明一样美丽，从牙齿、手指、嘴唇、头到品德、声音，反映了蒙古族史诗丰富细腻的修辞和审美价值取向。
第二，在艺术形式研究方面，《江格尔》带有史诗体裁的一般特征，还带有民族艺术风格，如“马”的意象化和艺术化。1994年，哈森在《论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的比喻》一文中指出，《江格尔》中比喻修辞手法的运用具有民族性和丰富性的特点，“运用比喻多大380多处，其中选作喻体的比喻物竟多达180多种”。1998年，孟慧英在《史诗艺术的一般特点》一文中，以《江格尔》史诗为例说明了史诗在艺术风格方面感官色彩强烈和形象创造类别化的特点。结合史诗的艺术特征，1999年，宝音和西格在《关于<江格尔>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中反对“定型论”的说法，他强调，“《江格尔》作为民间文学，和其他民间文学一样，变异性是它的最根本的特征，它在传承和流传过程中不会发生定型时期和产生定型作品。《江格尔》是虚构的文学作品，它不是编年史，不直接表现历史。”
第三，在民族民俗研究方面，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抢婚”是蒙古族古代婚俗之一。1995年，罗明成在《“争夺英雄妻子”母题的社会文化研究——以几部有代表性的英雄史诗为例》一文中，对包括《江格尔》在内的国内外著名史诗中广泛存在的争夺英雄的妻子这一母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妻子是部落人口与财富的象征，“史诗这种叙事艺术样式在英雄妻子的象征性与部落战争的实质性目的之间找到了契机，将部落战争的实质性目的艺术化、象征化为对英雄妻子的争夺。”从《江格尔》史诗中的动物意象出发，1996年，斯钦巴图在《蒙古英雄史诗抢马母题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指出，马是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具有经济军事双重性，因而抢马具有要英雄进贡纳税和缴械投降的双重象征意义。“在《江格尔》中，抢马母题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由它扩展而成的篇章。这样的篇章在卡尔梅克《江格尔》25部中竟有5部以上，占整个异文的五分之一强。”
三、21世纪以来集大成式的成果与转型研究
进入21世纪，80、90年代的大规模搜集整理工作逐渐收尾，搜集整理工作一方面以更为广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式开展，另一方面以学界开展个案研究的田野调查形式开展。从出版作品来看，《江格尔》的搜集整理工作进入了总结阶段，作品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在研究方面，随着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愈加紧密，国外口头程式理论相关成果的译介，给《江格尔》史诗研究带来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使我们对《江格尔》史诗这一口头传统的把握更贴近它的内在特质，产出了更为全面的研究成果。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逐渐成为国内外的文化共识和实践趋势，关于《江格尔》的保护、传承和利用问题的研究也有了新的面貌。
(一)集大成式的《江格尔》与精选本、改编本、经典本
2000年，旦布尔加甫校注的《卡尔梅克<江格尔>校注》出版，是包含31部卡尔梅克《江格尔》史诗和两千六百余条注释的厚重之作。“是专门为研究《江格尔》的国内学术界提供的一部集学术资料、学术著作、工具书特征于一身的古籍整理成果。……本书是目前在国内外最完整而可靠的卡尔梅克《江格尔》汇集、我国现行蒙古文转写和校注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填补了国内外《江格尔》学的一项空白。”这部校注本集大成式地呈现了卡尔梅克《江格尔》史诗的全貌，对于从更宏观的角度认识、理解和研究《江格尔》史诗具有重要意义。
2005年，贾木查主编的《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出版，“由导论、正文和名词索引三部分组成。导论用汉文和托忒蒙文写成……正文共25章，包括托忒蒙文、拉丁文转写、汉译文等。这25章的故事情节均是从中、蒙、俄三国《江格尔》的各种文本(包括以前没有出版的手写本和录音带)中挑选校勘的精品。用托忒蒙文、拉丁文、汉文所写或翻译的25章故事，每一章的开头都分别用蒙文、英文、汉文附有内容梗概。”这一版本由王蒙撰序，还得到了巴•乌力促、孙瑾、王仲明、王堡等学者的肯定。然而，仁钦道尔吉转引朝戈金提出的“最好的《江格尔》文本是录音记录本”，严肃批评了贾木查“综合整理”的做法，“《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中收入了25章长诗，其中整合的‘汇编本’11章、删减和增添的有13章、诗人新创作有1章。此外，还有将4500行诗缩为1390行诗、将2928行诗缩为904行诗的现象。《江格尔》没有一章不被贾木查删改，完全失去了文献资料价值。”其实关于搜集整理问题的争论不是现在出现的，早在建国初期50年代中后期学界就集中讨论过这个问题。这一版本对国内外江格尔奇演述的原始文稿进行整理和删减是从书面阅读的角度出发的，以提升了读者的阅读审美体验，并采用4种语言文字，更倾向于推广利用和跨文化交流。当然，它不能反映《江格尔》史诗的原貌，更不能反映全貌，它遮蔽了史诗体裁本身的特征、江格尔奇演述的个性和具有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一次性的史诗演述现场，是修饰过的文本化的《江格尔》，不能作为口头诗学视域下的学术研究资料。这一版本是集大成式的精选本。我们一方面要肯定《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的经典化尝试，让《江格尔》产生更大的国内外影响，以便携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另一方面要严格区别经典化文本和作为史诗学研究资料的《江格尔》，保证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平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2011年，何德修编撰的汉文版《江格尔传奇》出版，何德修精选《江格尔》史诗中流传最广的故事并改编为小说形式，共11回，并配有近三十幅彩色插图，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编撰的普及性质的大众读物，是精选本和改编本。
2015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科全书•史诗卷》编委会推出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科全书•史诗卷：格萨(斯)尔、江格尔、玛纳斯》。《江格尔》史诗部分是由斯钦巴图、仁钦道尔吉和塔亚编写的，分为概览、人物、内容篇、版本篇、民俗篇、艺术篇、研究篇和其他篇8个大部分，以词条形式呈现，集大成式地总结了《江格尔》史诗的学术成就。《江格尔》早在2006年就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4个地区或单位共同申报成功。“因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科全书•史诗卷》既是对国内外《江格尔》史诗搜集整理和研究成果的回顾和提炼，又是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十年来《江格尔》史诗的保护与传承情况的呼应和总结。
2016年，色道尔吉汉译的《江格尔》被纳入《中华大国学经典文库》再版，内容与1983年版一致。《中华大国学经典文库》在传统“汉学”的基础上收录了42种少数民族典籍，体现了21世纪以来的新“国学”观念。这一版本肯定和凸显了《江格尔》的国学经典价值。
(二)汉译本、英译本与翻译方法研究
这一时期的汉译实践只有2010年贾木查编著的《江格尔》汉译本一种。全书分为25章《江格尔》故事和《江格尔》文化两部分。故事是由陈乃雄、郭永明、汪仲英、哈达奇刚和赵文工5位译者合作汉译而成的，对《江格尔》中的人名、地名、马名采用了音译、意译加音译、音译加注解等多种方式，对故事的汉译坚持了忠实于原作思想内容的原则，然后力求“音美”和“形美”。
而在这一时期最令人瞩目的是英译本的首次出现和多种尝试。上节提到的2005年版贾木查主编《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虽然只出现了各章故事的英文简介，但已经填补了空白。该书采取了团队合作翻译的模式，其中汉文翻译为汪仲英、陈乃雄、郭雨桥、赵文工和哈达奇•刚，汉文审校为陈乃雄和汪仲英；英文翻译为王菲和满泽，英文审校为美国的简•崔丝(Jane Trice)、满泽和吴扬才。
2011年，在汉文版《江格尔传奇》的基础上，何德修同时编撰出版了英文版The Epic of Jangar，共11回，由潘忠明一人英译。这部英文版《江格尔》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使用英语的国家了解《江格尔》史诗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解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2012年，吴松林主编的汉英对照本《中华民族文库•蒙古族系列——<江格尔>》(上、下册)出版。这部汉英对照本选用的汉语底本包括1983年色道尔吉汉译的15章《江格尔》，还包括《勇士古诺干》《乌赫勒贵灭魔记》《仁钦•梅尔庚》和《阿果扎和巴特尔》4部史诗作品，由刘兰、林阳、贺培杰、方云、王红、惠良红、李英、李卫东、李晓丹和张海艳10位译者分章英译而成。
以上3种英译本，在翻译规模上，贾本是摘要英译，何本是改编选本英译，吴本是较为完整的全文英译。在翻译形式方面，贾本是多种语言文字的结合，何本是纯英译本，吴本是汉英对照本。在翻译人员方面，贾本是合作翻译和审校，何本是独立译者，吴本是多人团队翻译。贾本的英译部分只可作为《江格尔》史诗的一般介绍。而何本和吴本都是以《江格尔》汉语译本为底本，这对于想要原汁原味地传达史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魅力则更为困难。就英译本的现状而言，张媛认为，“目前出现的所有英译本都是中国人自己翻译的，缺乏英语世界译者和海外汉学家的英译本。”贾本英译的审校者包括英语母语学者，但是从国内外来看，亟待补充英语母语译者的《江格尔》英译本。
(三)转型研究：《江格尔》口头程式研究及跨学科研究
2000年，朝戈金的博士学位论文《口头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出版，是《江格尔》口头程式研究的代表。钟敬文在序言中提出史诗研究应该进入转型时期这一重要观点，即由主观地占有文本资料转向客观地探究史诗传统。钟敬文认为，朝戈金的研究贡献不仅限于《江格尔》史诗研究，更是为研究蒙古族史诗、中国史诗的内在规律和宏观特质提供了支撑，甚至为民间文艺学乃至某些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杨义、郎樱、扎拉嘎等很多学者都高度评价这一标志史诗转型研究的专著。这部专著还引起了国际学者的充分重视。2001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马克•班德(Mark Bender)几乎在第一时间就为这部专著撰写了书评，他指出，“朝戈金的研究延续了钟敬文和马学良前辈在中国少数民族民俗、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研究传统。朝戈金还将这些学者的成果和西方的“帕里—洛德”传统、劳里•航柯的研究，约翰•迈尔斯•弗里关于史诗口头传统的研究和那些整体上受到表演理论及相关学科影响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即在继承文学、语言学和民俗学的文本研究、语法研究和民族民俗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还能够从史诗这一民间文学体裁自身的特点出发，结合相关口头传统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为21世纪中国史诗研究方向的聚焦提供了经典个案。
除了朝戈金的专著，乌日古木勒介绍了2001年内蒙古大学塔亚博士的学位论文《新疆江格尔奇研究》“是采纳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撰写的第一部蒙古史诗艺人研究专著……对新疆自治区蒙古族聚居区13个县的江格尔奇做了为期6个月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搜集到342位江格尔奇的可靠资料”。我国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个案是较为缺少的，塔亚以一人之力，以史诗艺人江格尔奇为主要调查和研究对象，创新而扎实，这部博士论文的分量不容小觑。
史诗转型体现在口头程式研究范式的确立和发展，《江格尔》研究还在跨学科研究领域不断出新。在史诗的比较研究方面，可以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但是系统全面的史诗比较研究成果是在21世纪以后出现的，如王卫华的《<江格尔>与<荷马史诗>比较研究》，曹都格日勒、斯琴呼的《<江格尔>与其他游牧民族史诗比较研究》，那日苏、灵利的《<江格尔>与<伊利亚特>和罗摩衍那<比较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研究方面，很多学者致力于保护好、传承好和利用好《江格尔》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包括江格尔奇的培养，史诗传承，打造文化品牌，带动文化产业，开展文化旅游，为跨文化交流提供支撑等。
结 语
《江格尔》史诗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工作的三个阶段一脉相承，具有连续性。民研会在三个阶段都发挥了关键的组织引领作用，抢救、保存和推广了这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
在第一阶段，民研会充分注重搜集整理成果的珍稀性和填白性，并以点带面，尽最大可能扩大《江格尔》史诗作品的全国影响力。无论是民研会主编的丛书，还是主办的刊物，都给予了《江格尔》史诗成果足够的重视。
在第二阶段，民研会注重搜集整理成果的完整性和科学性，真正做到了面上铺开、点上深入，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真正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史诗《江格尔》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是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新疆分会的组织和推动下得以实现的，是党的文艺指导思想、国家意志和集体力量的体现。这一工作不是民族学者的个体偶然行为，而是各民族各地区学者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必然行动。很多《江格尔》的搜集整理者、翻译者同时也是《江格尔》的介绍者和研究者，如边垣、仁钦道尔吉、贾木查、托•巴德玛、宝音和西格等。第二阶段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确立了中国新疆作为《江格尔》故乡的源头地位，确立了中国作为世界“江格尔学”重镇的地位。
在第三阶段，民研会更加注重搜集整理成果的转化性和集成性，在国内外重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背景下，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江格尔》史诗的搜集整理工作从学术界拓展为社会各界的民族文化自觉。学术研究在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基础上进入了史诗研究的转型期，口头程式研究备受瞩目，更加注重用史诗的方法研究史诗，从口头传统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出发直接抵达史诗的本质。与此同时，更为丰富的跨学科研究已经兴起。
未来我们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民研会(民协)将继续发挥组织引领作用。在搜集整理方面，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背景下保护好、传承好和利用好《江格尔》的活态传承特点和优势，兼顾学术资料的科学性、普及资料的文学性和文旅资源的传播性，形成搜集整理工作的长效机制。特别是在翻译方面，要加快推出形式多样的英译本，并拓展多语版本。在研究方面，更为宏观的《江格尔》程式研究有待拓展，中国史诗研究整体也有待突破。新时代“江格尔学”应该上升到国学的高度，在现有成果基础上不断发展和深入。
文章来源： 民俗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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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10 09:5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