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熊意象与中华文明探源

盐都区图书馆

【民俗文化】神熊意象与中华文明探源

摘 要

在文化大传统时期，神话意象扮演着叙事表意的神圣功能，成为阐释大传统时期文化基因的重要文化文本。在出土文献楚帛书中，大熊伏羲开天辟地，是中华创世神话与文明的创造者。在人文始祖黄帝的神话中，黄帝生于北斗星精，居于有熊之国，号为轩辕氏，体现了神熊居于天体帝车之中的神话观念，成为天帝与大地母亲的神话信使和最初化身。在出土文献《容成氏》所载大禹建的五方旗中，熊旗居中，成为夏代国家旗帜制度的神圣标志物。只有理解了神熊意象在文化大传统到小传统之间的原初编码，我们才能揭开中华文明的神圣起源，深入理解华夏精神的文化基因。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玉器早于青铜器，神话意象先于文字，玉器与神话意象共同构成中华文明探源的两大核心要素。

关键词

神话意象；神熊意象；文化文本；中华文明探源

西方人设定了讨论文明起源的三个标准，即文字、青铜器与城市。如果依照西方这一文明标准，商代才是华夏文明与文化的开始，因为甲骨文是在安阳殷墟发现的，而且甲骨文中有殷商的文字证据。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华文明5000年，依照西方这一标准，最多只有3000余年。可见，拘囿于西方人的标准来讨论中华文明探源问题，就会显得捉襟见肘，无法展开。因此，只有暂时搁置西方关于文明的三个标准，才能重新去理解和发现中华文明起源的本土特质与核心要素。

一

文化大传统与神熊文化之根

文学人类学重视田野调查，尤其重视立足中国本土素材，结合考古出土实物与物质图像来提炼中华文明与华夏精神的文化基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扎根中国本土的文化大小传统理论。将史前无文字时期的文明与文化传统称为大传统，将文字出现以后的文明与文化传统称为小传统。如果将西方文明的文字标准放置在文化大传统的新型理论视野之下，就可以发现，西方关于文明的相关概念及其标准，其实质乃是文化小传统的文明观念与文化精神，不足以涵盖文明在大传统时期的文化意义。

文学人类学依据大小传统的文化理论，相应提出N级编码理论，将无文字时期的文化大传统编码称为原编码（或元编码），即一级编码与文化基因；将甲骨文与金文出现以后的文化编码称为二级编码，将先秦经典的文化编码称为三级编码，将秦汉以后文人的文字书写至今天的各种文字文本称为N级编码。如果将西方关于文明的文字标准放置在N级编码体系中，也可以发现，西方关于文明的定义与范围极为狭小，其重视的是二级至N级编码的文字书写形式，而忽略了大传统文化时期的文化基因与原初编码。

如果立足于文化大传统N级编码理论来探究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最为重要的是要重视文化文本。文化文本与文字文本不同，前者是以出土实物与史前物质图像为主的文本形式，后者是以文字书写为主的文本形式。从时间关系来看，前者是史前无文字时期的重要遗留物与文明痕迹，后者是文字出现以后的历史记录与书写形式，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文化贯通与文脉传承关系，但前者属于史前先行出现的特殊文本形式，后者属于后来崛起的流行文本形式，不能因为文字文本的出现，就完全陷入文字文本中心主义，而忘记了在文字文本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文化文本。相较而言，前者是源，后者是流。只有据源析流，才能源流分明，条理有序。为了彰显文化文本的文化基因与源头功能，只有暂时摆脱文字文本的局限，才有利于开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大传统新模式。

在文化大传统、N级编码与文化文本等诸多理论新视野中，中华文明探源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距今10000年至文字出现的3000年之间）提炼和总结出中华文明的核心文化要素。叶舒宪近来提出，在文化大传统时期，存在一种被历史叙事所遮蔽的玉石神话信仰（玉教），他认为，玉石文化与玉礼器是文化大传统时期的核心文化要素之一。

同时，深入史前无文字的大传统文化时期，在玉器、陶器、骨器、漆器等诸多出土器具之上，都存在着一种极为普遍的“制器唯象”“制器尚象”的文化现象。在文字还没有出现以前，神话意象已经成为具有优先表达意义的符号功能，也可以成为中华文明探源的核心要素。

为了展示神话意象在文明探源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此，我们以神熊意象为例，联系与中华文明起源相关的几个方面，展示神熊意象在建构中华文明起源方面的重要作用，尤其为探讨文明起源、国家制度、文化认同等诸多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视野。

动物熊是自然界的猛兽，早在几十万年前的洞居时代，猿人就已经获得对熊的神性知识，熊具有冬眠与复苏的生理习性，由此，将熊与宇宙气运、大地母亲的季节物候联系起来，形成熊是宇宙物候节奏的神性信使的神话认知。从辽宁金牛山猿人洞穴遗址中同洞出土的28万年前的猿人头骨与熊头骨，到同洞出土的大约3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的人骨与熊骨，都展示了人熊之间的信仰观念与神话幻想故事是具有长时段的文化积淀。在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女神庙中，庙顶部有一只完整的泥塑神熊，底部有泥塑神鹰，这种神话结构为我们探索神熊意象与中华文明起源奠定了文化大传统的神话真知。随着中华文明的逶迤到来，古老的神熊认知与文化记忆也就以神话关联与支配动力的方式渗透到文明制度之中。

二

三皇之首伏羲：神熊创世与文明起源

伏羲是华夏人文始祖，这是一种文化共识。唐代司马贞在《史记》“正义”中案：“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谯周、应劭、宋均皆同。而孔安国《尚书序》，皇甫谧《帝王世纪》，孙氏注《世本》，并以伏牺、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司马贞在《三皇本纪》中将伏羲、女娲与神农列为三皇。

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出土文献《楚帛书甲篇》云：“曰故（古）大熊包戏（伏羲），出自囗（震），居于睢囗。厥囗囗，囗囗囗女。梦梦墨墨，亡章弼弼。囗每（晦）水囗，风雨是于。乃取（娶）囗囗子之子，曰女囗（娲），是生子四。囗是襄而囗，是各（格）参化法囗（度）。为禹为契，以司域襄，咎而步廷。乃上下朕（腾）传（转），山陵丕疏。乃命山川四海，（熏、阳）气百（魄、阴）气，以为其疏，以涉山陵、泷、汩、益、厉。未有日月，四神相弋（代），乃步以为岁，是惟四寺（时）：长曰青干，二曰朱四单，三曰白大橪，四曰□墨干。千有百岁，日月夋生，九州丕塝（平），山陵备（侐）。四神乃作，至于覆（天盖），天旁动，扞蔽之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精。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囗思（保），奠四极，曰：非九天则大（侐），则毋敢蔑天灵，帝夋乃为日月之行。共攻（工）囗步十日四时，囗神则闰，四□毋思，百神风雨，辰祎乱作，乃囗日月，以传相囗思。又宵又朝，又昼又夕。”董楚平认为：“帛书甲篇是很标准的创世神话，在现有的中国先秦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还没有比它更完整、更明确的创世神话。”在楚帛书的创世神话中，天地尚未形成，宇宙处于混沌的状态之中。楚帛书认为，混沌之中，首先诞生的是“大熊伏羲”，犹如混沌之中生出太一，可见，大熊、伏羲与太一处于创世神话相同的结构位置。此后再有伏羲、女娲结为夫妻，生了四神。这个过程可以看成是由太一、太极分化出阴阳，然后由阴阳产生四象。四神开辟天地，才有了大地与天盖。这样才有四时、四方、日月星辰和五木等。

在楚帛书中，为何大熊成为宇宙化有的太一状态的文化象征？这可能跟大熊冬眠与复苏的生理习性有关。大熊进入黑洞，开始了漫长的冬眠，黑洞就成了混沌未开的原始象征。第二年春天，大熊苏醒，从黑洞之中爬出来，就犹如凿破混沌的天帝太一。从楚帛书中的大熊伏羲，转变为伏羲女娲二元结构的伏羲，就好比是由太一结构分化为真阳与真阴的二元结构。楚帛书的文化结构为：大熊伏羲（太一）—伏羲与女娲（阴阳两仪）—四神（四象）—大地天盖日月四时四方等。神兽大熊成为华夏创世神话的最为核心的文化基因，相当于太一、太极的中心位置，是人类凿破混沌、迎来光明的帝象之先。

《易纬·乾凿度》记载：“黄帝曰：‘太古百皇，辟基文籀。遽理微萌，始有熊氏，知生化柢，晤兹天心。譩念虞思慷，虑万源无成。既然物出，始俾太易者也。太易始著，太极成。太极成，乾坤行。’”注云：“有熊氏，庖牺氏，亦名苍牙也。”《易纬》是汉代学者的文字文本，但依旧保留了早期大熊创世的神话叙事。首先，有熊氏伏羲通达了“天心”，所谓“天心”，就是舍弃作为个体存在所具有的各种人为思虑念想，通达了宇宙之初的道体神性，然后才达到了宇宙之初的混沌状态，这就是“万源无成”。然后，从混沌之中，有熊氏生发出“物”。这种“物”的生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太易”“太极”的文化过程，才形成“乾坤”天地，然后才有万物的有形存在出现。将《易纬》与楚帛书中的创世神话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两者具有相同的文化结构，大熊伏羲与有熊氏伏羲都成为宇宙混沌的创世者。神熊意象成为华夏创世神话中创世神的重要符号。

作为创世之神的大熊伏羲与有熊氏伏羲，随着“雌雄”二元观念的出现与形成，“熊”就常常与“雄”通用，这种文化符号的通用现象，就开始遮蔽了作为太一状态的创世神话。《释名》：“熊者，雄也。”《皇王世纪》曰：“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蛇身人首，有圣德，都陈，作瑟三十六弦。燧人氏没，庖牺氏代之，继天而王，首德于木，为百王先。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称太昊。制嫁娶之礼，取牺牲以充庖厨，故号曰庖牺皇。后世音谬，故或谓之宓牺。一号雄皇氏，在位一百一十年。”伏羲由“大熊”“有熊氏”，变成了“雄皇氏”，而“雄”不过是阴阳、雌雄二元结构中的一个因素，作为太一状态的创世神结构就被人遗忘了。

三

五帝之首黄帝：神熊意象与帝车制度

在西方文化中，北斗星被称为大熊座，以熊意象来比拟天体中的星象。在东方文化中，北斗星又被比喻为帝车。《史记·天官书》云：“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所谓帝车，就是天帝巡视宇宙时所乘坐的神车（见图1）。神车所到之处，就是天帝所到之处。可见，在天体星球中，北斗星成为天帝所至的标志性符号。北斗星斗柄所指代表了天地气运变换、自然节气转变的重要标志，这与神熊的冬眠与复苏一样，都是自然季节物候的灵使。

《史记》将黄帝列为五帝之首，也成为中华文明的人文始祖之一。梳理相关文献发现，黄帝出身于有熊氏，乃是受到北斗星精所感而生，其坐拥有熊之国，居轩辕之丘，还以轩辕为号。《帝王世纪》曰：“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其先即炎帝母，家有　氏之女，世与少典氏婚，故《国语》兼称焉。及神农氏之末，少典氏又取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五月，生黄帝于寿丘，长于姬水。龙颜，有圣德，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河图握枢》曰：“黄帝名轩，北斗黄神之精。母地祇之女附宝，大郊野，大电绕斗枢星耀，感附宝，生轩，胸文曰‘黄帝子’。”总结黄帝的文化符号，可以看出：一是与熊有关，如有熊氏与有熊国；二是与北斗有关，如北斗星精感化而生，是北斗在人间的化身；三是以帝车为号，轩辕即车，居轩辕之丘，犹如天帝居住在帝车之上。

可见，在人文始祖黄帝的身上，汇聚了作为自然宇宙节气转换的天地灵使符号，如天上的北斗与地上的神熊，还有运载天帝的帝车。北斗是天帝的化身，神熊是大地母亲的标志。帝车成为天帝与大地母亲自然运转的运载工具形式。黄帝之所以是黄帝，有着极为神奇的神话结构：神熊—北斗星精—帝车，而这三个标志性的意象符号又有共同的神话价值，即都是宇宙神圣天帝与大地母亲的有形显现。

在甘肃礼县圆顶山1号秦墓出土的青铜车上有一人一熊（见图2），中间之人应该是天帝的形象，熊为太一的形象，天帝与太一居于青铜车的中央。车体周边四隅是四鸟与四兽，形成了以天帝与神熊为中心的神话空间结构。联系上面黄帝的神话结构可知，青铜车犹如帝车，承载着天帝与神熊太一，也形象地讲述了自然宇宙气运的季节物候故事。

四

大禹建熊旗：神熊意象与国家旗帜制度

旗帜既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民族国家的集体信仰。建立国家民族的旗帜，就是树立一个国家集体的核心信念，由此形成集体行动的文化方向。同时，为了区别旗帜，通常在旗帜上标示一定的标志物，诸如日月星辰等，以此展示旗帜的空间秩序与权力关系。

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华夏文明最早的建旗制度应该是从黄帝开始的。《列子·黄帝篇》云：“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此以力使禽兽者也。”黄帝在炎黄之争中，为了严肃军队纪律，统一指挥，组织了以神兽为形象的军队，建立了以神鸟为标志物的旗帜。清代学者黄奭所辑的《河图稽耀钩》载：“黄帝之生，先致百狐。有蚓长十二丈。幼好习兵，长善攻战。问之于风后曰：‘夫帝之旗何如乎？’风后曰：‘予高汝：帝之五旗，东方法青龙，曰旗；南方法朱鸟，曰鼠；西方法白虎，曰典；北方法玄蛇，曰旗；中央法黄龙，曰常也。’”《河图》中风后向黄帝提出建立“帝之五旗”，按照东、西、南、北、中的顺序，分别是青龙旗、白虎旗、朱鸟旗、玄蛇旗与黄龙旗，五方的旗帜标志物各不相同。从中心意象与四象、四灵来看，文化小传统中的黄帝建五方旗明显受到汉代五行观念的影响，中央黄龙意象彰显了神龙意象的文化崛起。

出土文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中记录了大禹建五方旗的事迹，其云：“禹听政三年，不制革，不刃金，不略矢。田无蔡，宅不空，关市无赋。禹乃因山陵平隰之可封邑者而繁实之，乃因近以知远，去苛而行简。因民之欲，会天地之利夫。是以隶者悦治，而远者自至，四海之内及四海之外皆请贡。禹然后始为之号旗，以别其左右，思民毋惑。东方之旗以日，西方之旗以月，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鸟。禹然后始行以俭：衣不鲜美，食不重味，朝不车逆，舂不毇米，宰不折骨。制服冕黻。禹乃建鼓于廷，以为民之有讼告者鼓焉。”大禹执政3年之后，可谓政通人和，四海之内的其他部落纷纷前来请贡，以表示对大禹政权的臣服之意。大禹为了区别自己的中央位置与其他的请贡部落，开始建立五方旗制度。同时，为了表明朝廷的司法公正，还配套实施廷鼓制度。五方旗制度是从视觉符号方面建立空间权力秩序，建立廷鼓制度是从听觉符号方面建立国家惩治处罚法律制度，从而保障了国家秩序与中央权力的有效性与正当性。

大禹建立五方旗，在选择旗帜的符号标志物方面，也使用了特殊的神话意象。东方旗帜上是太阳，西方旗帜上是月亮，南方旗帜上是蛇，北方旗帜上是鸟，中央旗帜上是熊。中正之旗代表的是大禹的中央集权，四方之旗代表的是臣服的四方部落。大禹选择了“熊”作为中央权力的神圣标志物，彰显了“熊居中央”的古老文化记忆与史前原型编码。

在河南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牌饰上，用绿松石镶嵌出一种神兽的形象，我们认为，这种神兽与夏代王朝的神物崇拜与宗教信仰有关，尤其与夏代君王的旗帜圣物有关，就是神熊意象。铜牌上的神熊，与中正之旗的神熊，正好勾勒出中华文明第一个王朝的神话信仰标志物，都用神熊意象来展示国家的神圣权力。

到了周代，依旧保留了“熊虎为旗”的古老传统与神圣信仰。《周礼·春官·司常》云：“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旜，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在“熊虎为旗”中，尽管“虎”也开始成为旗帜的重要意象，但是“熊”的核心标志地位依旧没有改变。许慎《说文解字》云：“旗，熊旗五游，以象罚星，士卒以为期。从其声。《周礼》曰：率都建旗。”许慎在解释“旗”的时候，就直接用“熊旗”来解释，可见，“神熊意象”与旗帜制度具有一种对等互称的关系，说到旗帜，是指“熊旗”。刘熙《释名·释兵》云：“九旗之名，日月为常，画日月于其端，天子所建，言常明也。交龙为旗，旗，倚也，画作两龙相依倚也，诸侯所建也。通帛为旃，旃，战也，战战恭己而已，通以赤色为之，无文采，三孤所建，象无事也。熊虎为旗。旗，期也，与众期期于下，军将所建，象其猛如熊虎也。”刘熙区别了天子旗帜、诸侯旗帜、三孤旗帜与军将旗帜。他认为，天子是建日月常旗，诸侯是建交龙之旗，三孤是建赤色之旗，军将建熊虎之旗，可见，随着社会复杂化程度增加，旗帜制度也出现各种等级分化。作为国家集体的神熊意象，开始沦落为军队部门的旗帜符号了。

结论

在无文字的大传统文化时期，各种不同材质的器具与器物上的神话意象极为丰富，充分体现了史前时期“制器唯象”的神话思维与文化编码，甚至可以说，神话意象成为中华文明探源的重要符号标志。

在大熊伏羲的创世神话中，大熊扮演着太一的神话角色，太一伏羲与女娲形成二元结构，他们结婚之后，才产生了四神，然后才有四神开天辟地，创造天地日月万物。可见，神熊作为太一化身的神话意象直接推动了宇宙世界的诞生，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最为原始的创世神。

在人文始祖黄帝的神话中，黄帝诞生于北斗星精，居于有熊之国，号为轩辕，将北斗帝车与神熊意象融为一体，神熊与天帝乘坐帝车，依据自然宇宙的运化节奏，成为天父与地母最佳的物候信使。只有理解了神熊与北斗的宇宙信使身份与神话认知，才能理解黄帝为何是北斗星精所生，黄帝为何成为有熊国君，为何以轩辕为号。可以说，北斗为天帝的使者，神熊为地母的信使，黄帝为人间的圣灵，它们共同承载了宇宙自然物候的气运变化。

旗帜是国家制度的象征，也是集体信仰的标志。大禹建立五方旗，中央的旗帜图腾物或符号标志物是神熊，二里头出土铜牌饰上的神兽也是神熊，神熊意象成为中华文明第一个王朝的神圣之物，神熊信仰成为建立国家五方旗帜制度的支配动力。

在大传统文化时期，青铜器还没有到来，玉器就扮演着文明起源的核心物质要素。文字还没有出现，各种出土器具之上的神话意象就成为文明起源的原始动力与文化文本。要探寻中华文明的本土起源，发掘华夏文化的精神实质，必须从大传统文化时期的神话意象与文化文本入手，才能逐渐揭开中华文明的本土特质，才能理解诸多作为文化现象存在的文明形式与国家制度。只有理解了文化大传统时期神话意象的原型编码与文化基因，才能真正揭开中华文明与国家起源所潜藏的支配动力与精神信仰。因此，史前神话意象是中华文明探源的核心要素之一。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