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定位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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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关于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定位的思考


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就具体地区而言，它的方言，尤其是含有民俗色彩的方言词语，普遍存在于民众生活的细节里，是构成区域民俗文化的最基本因子。按照民俗学的基本理论，方言民俗词语既是民俗文化之一种，又是其他具体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利用方言民俗词语了解民俗文化，是一条便捷的途径。

中国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的传统发端很早，始于扬雄的《方言》，其中记载了汉代饮食文化、服饰、病理、亲属关系等民俗文化内容。但是方言词语尤其是共时词语与民俗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思路，此后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的现代化步伐明显加快，城镇化战略更是加速了传统农业社会的“消退”。受此影响，以传统农业社会为主要依托的方言民俗文化受到极大冲击。许多民俗事象正从生活之树上凋零和剥落，以至于面目全非，甚至完全消失，相应方言民俗词语的命运与此相同。这不仅是方言研究的损失，更是民俗文化研究的损失。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有方言学者关注到当代方言民俗词语的价值。随着方言调查研究工作和语言保护工程的深入开展，一批方言词语和民俗文化相结合的调查研究成果出现了。最早出现的典型成果是侯精一的《平遥方言民俗语汇》（下称“语汇”），这本书引起了山东大学罗福腾和赵日新等青年学者的关注。以此书为起点，侯先生又主编了“中国方言民俗图典系列”第一辑（下称“图典”）共10册，于2014年出版，引起了广泛关注。2011年以来，曹志耘依托国家“语言保护工程”和“方言地图集”调查研究成果，组织编纂了“中国方言文化典藏”，后更名为“中国语言文化典藏”（下称“典藏”），2017年出版了20册，涵盖官话、晋语、吴语、徽语、闽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等以及怀集标话等少数民族语言。

在民俗学的分支学科里，语言民俗学是最应该直接面对方言民俗词语并担起调查研究任务的。可是语言民俗学“还处于初创和探索阶段”，尚未全面展开方言民俗词语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已有成果仍存在诸多遗憾：关于“方言民俗词语”特征的认识不够准确到位，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需要进一步提炼和总结，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似乎处于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化状态。无论研究的学科归属，还是研究的对象、价值与方法，都有进一步明确定位的必要。


一、对象定位：方言民俗
词语再认识
方言民俗词语不是一个新概念，已有研究作过说明和解释，但对其性质、内涵和价值等均存在认识模糊、定位不准等问题。因此有必要首先对这个概念重新厘定，以达到正名的目的。

(一)关于“方言民俗词语”概念的研究

侯精一是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先后主编出版了“语汇”和“图典”。前者是第一本用“方言民俗语汇”命名的专书，但该书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专门界定，只在前言里说这本语汇“是方言词典的框架，只不过多收录了一些反映当地民俗的条目，注释也相应详细一些。有的类别还加了一点有关当地文化民俗的说明。在编排次第上突出了与当地民俗有关的条目，并绘制了一些说明当地方言民俗语汇的图画附于正文的前头”。“图典”则在原有方言调查成果的基础上，采用文字加插图的新形式反映民俗文化。其序言中提到了“方言民俗”“方言民俗文化”和“方言词语”等说法，但均未予以界定。虽然如此，却可以据此知道，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是基于方言调查的，类别划分、编排次序和词语释义都突出民俗特征。

赵日新较早提出了“方言民俗词”概念，他说：“方言内涵的民俗内容主要反映在词汇（包括成语、熟语）中，方言中含有民俗内容的词就是民俗方言词，简称民俗词。”这里使用的“民俗方言词”与该文题目中的“方言民俗词”并不一致。他在《徽州民俗与徽州方言》一文中又使用了“方言民俗词”和“方言民俗词语”两种说法。这些表述给人留下了“摇摆不定”的印象，尤其是简称为“民俗词”还忽略了“方言”要素。邱国珍等在文章中使用了“民俗语言”的说法，所举都是方言中的“俗语”例证。殷隽的文章同时使用了“方言民俗语汇”“方言民俗词汇”和“民俗方言词汇”等多个说法。邢向东把“曲连馍”“括拦”“赎身”等称为“方言民俗材料”“方言民俗词语”。

黄涛的《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是国内第一部从语言民俗学视角研究民间语言现象的重要著作。作者曾指出：从词汇角度概括语言民俗的种类，可以说语言民俗学的常见研究对象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俗语和特殊场合或仪式中的套语，其中就包括亲属称谓、拟亲属称谓、人名、方言词等。这里虽然也提到了“方言词”，但是方言词和方言民俗词语相比，所指相对宽泛了些。



可见，包括语言民俗学在内，以往的研究认识到了方言词语和民俗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认可二者之间存在联络的介质，即方言民俗词语，可惜都没能给这一概念做出明确的命名和界定。概念名称和具体所指的不确定，反映了对这类词语的性质、价值等的认识不够明晰，这势必影响词语的调查、分类和民俗文化内涵的阐释。因此廓清方言民俗词语概念的具体所指，很有必要。

(二)与其他相关学科研究对象的对比与辨析

首先，方言民俗词语与方言学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方言学所研究的“方言词语”，是方言地区词义、词素和构词方式不同于普通话的词语。方言词语中含有民俗文化信息的词语就是方言民俗词语。如《汶上方言志》所收方言词语“本儿，本钱”“挣钱，赚钱”“盘缠，路费”“学堂，学校”等，它们的民俗文化特征并不突出，所以不属于方言民俗词语。方言学更关注语言本体，而不是词语所蕴含的民俗文化信息。因此，在方言调查过程中，有的方言民俗词语会被遗漏。如《山东方言词典》未收方言民俗词语“哑巴纸”“哑巴夯”等。另外，方言学对词语的解释要求词义准确，而不以民俗文化内容为旨归，所以基本不涉及词语的民俗语境和所含民俗文化信息。如《山东方言词典》所收“燎轿”只指出为“旧婚俗”，但未解释燎轿方法和原因；“添箱”则只解释为“女子出嫁时亲朋赠送结婚礼品”，其实还应补充各地“添箱”的行为主体和基本内容，以便反映各地区间的民俗差异。《汶上方言志》所收“换帖，订婚的一种仪式(旧说法)”，还应补充时代较近的“拽衣裳”“换书”等词语。可见，方言词语的所指范围大于方言民俗词语，后者的突出特征是其明显的民俗文化信息，调查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呈现它的民俗文化价值。

其次，方言民俗词语与民俗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民俗语言学研究侧重于“民俗语汇”“常言俗语”，“是指那些反映不同习俗惯制主要特征或民俗事象的词语，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俚语等俗语，和一些江湖切口、行话、隐语等社会习俗语”。这类词语不是基于方言调查而来，而是来自历史文献的书证资料，包括“历代训诂考订民俗语汇的准辞书和专辑，历代笔记杂著，历代的通俗字书、名物称谓、方言俗语、谣谚、市语行话等注重辑释俗语、民俗语汇的文献，海外汉学家们根据中国本土采风问俗资料整理编辑的相关文献”。这类词语大多具有社会通用性特征，地域色彩已经淡化。

值得一提的是，曲彦斌在专著《民俗语言学》之后，再于2015年推出《语言民俗学》一书，对于语言与民俗结合研究起到了助推作用。在研究内容上，他选取了语言民俗学和民俗语言学“两者交叉和大面积重合的问题与文本”。该书第七章《方言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及保护》，包括“方言土语与俗文化圈”“方言的韵味与麻烦”“方言民俗的地域特点探析”等内容。所举例证材料中，典型的方言民俗词语数量并不多。

“典藏”则侧重反映“方言文化”，“是指用特殊方言形式表达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现象，包括地方名物、民俗活动、口彩禁忌、俗语谚语和民间文艺等”。从词汇范围上看，“典藏”和“民俗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大体一致，其收词的范围和标准与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也不完全吻合。

再次，方言民俗词语与国俗语义学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国俗语义学的研究对象是“国俗词语”，其语义即“国俗语义”。国俗语义在反映概念的基础上增添了“附加的民族文化色彩”，离开民族文化背景，难以准确理解词语的含义。可见，国俗词语强调其社会通用特征，国俗语义强调语义的“民族性”，而非“地域性”。“国俗词语”与方言民俗词语所指范畴不甚一致，只是与方言民俗词语的特征有相似点而已。

我们认为，含有明显方言民俗文化信息的词语就是“方言民俗词语”，又称“方言民俗语汇”，由词和短语两部分组成。它是方言词语与民俗文化结合研究目标的“靶心”，是语言与民俗结合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方言民俗词语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既能承载民俗文化，其本身也是一种民俗现象。实际生活中已经消失的民俗现象，也可以通过这类词语追溯描写其原貌。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的时间范围，一般应涵盖调查者祖辈、父辈和己身三代，有必要的话可上推一代、下延一代，总体控制在一个世纪以内。


二、学科定位：系统开展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的理论支撑
以上把方言民俗词语和多个相关学科的研究对象作了对比、区分，方言民俗词语具有鲜明的民俗特征，可以作为“独立的”调查研究对象，但是该研究不能够、也不必要独立于已有学科之外而成为一种新学科。方言民俗词语的所谓“不同”“区别”“独立”，是根据目前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开展得并不充分、未能发挥其最大价值等现状而做出的判断和定位。我们更希望在前贤时彦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看到“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在语言和民俗结合的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钟敬文说语言民俗材料的最主要部分是“民间熟语”，曲彦斌强调“俗语”“社会习俗语”研究。可见，已有语言与民俗结合的研究都很重视“定型化”、全民性的语言民俗材料，而对于底层性、地域性特征鲜明的方言民俗词语则未予以足够重视。这类词语数量庞大，内容丰富，能够更深入细致地反映地域民俗文化。

方言民俗词语原则上既包括“词”，也包括“语”。鉴于已有研究对“语”的调查研究已经相当全面深入，所以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的重点应放在“词”上，对“语”则着重于那些通用性差而地域性强的俗语、熟语的发掘。因此，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是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的继续研究，补其不足。

方言民俗词语是富含民俗文化信息的富矿，对这类材料的使用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和目的，这表现为不同的学术倾向。无论归属从语言入手研究民俗的语言民俗学范畴，还是以民俗特征带动语言研究的民俗语言学范畴，这类材料的丰富性和独特价值都是客观存在的。

综合考察这类材料的基本特征，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更倾向于从具体的方言民俗词语着手，利用其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深入挖掘、阐释其民俗文化内涵，系统展现具体区域的民俗生活图景，并进行区域间的民俗文化比较。因此，将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归类于语言民俗学学科范畴更为合适。

首先，语言民俗学研究并不排斥“方言词语”。语言民俗学是“坐在民俗学的凳子上”研究语言现象的民俗学分支学科。语言民俗材料极其丰富和广泛，具有大众习用、口头流传、含有民俗文化内涵等特征。这与方言民俗词语的基本特征是吻合的。尽管以往的语言民俗学成果强调熟语研究，但方言词的调查研究也是题中之义，而且以往的语言民俗学成果也有方言的“词”层面的研究。

其次，调查的原则和方法与语言民俗学基本一致。民俗学获取资料最主要的方法就是田野作业，这样得来的资料能了解与获知活的民俗形态。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方法与此基本一致。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其调查所得除了蕴含活的民俗形态的“活语言”以外，还包括已经消失的民俗事象相关词语。要想全面呈现具体区域民俗文化，应该对方言民俗词语实现应收尽收，这也是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的一大优势。

再次，阐释方式有益于语言民俗学研究。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并不把方言词语当作孤立的“语言形式”，也不把文化内涵的阐释看作“多余的水分”，而是在词语释义的基础上，把词语放到广阔的民俗文化背景中进行内涵阐释，即以方言民俗词语为线索，通过它透视、挖掘地域民俗文化。从词语的广泛性和底层性特征来看，方言民俗词语的搜集和阐释是整个语言民俗学研究的资料性、基础性工作。

在整个语言民俗学研究的大系统里，方言民俗词语可算作“小”语言、“小”民俗，这个“小”既指“具体”“微观”，也指“深入”“细化”。调查研究做得好，这个“小”就可以表现为“大”，即扩大化和系统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是语言民俗学内部进一步“细化”的研究：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把尚未全面实施的工作开展起来，把值得充分发掘和利用的方言民俗词语资料库做细、做实、做大，更充分地体现研究的地域性特征，为区域语言民俗文化比较打好基础。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是对以往语言民俗学研究的重要补充，也是今后语言民俗学研究的一个有价值的方向。


三、价值定位：系统开展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的必然性
方言民俗词语不是方言学、语言民俗学等学科研究的附属品，方言民俗词语及其调查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系统开展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是依据其独特价值做出的合理定位。

(一)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具有独特的研究视角

方言民俗词语是风俗及其变异痕迹的忠实记录，蕴含着大众对生活多样化认识的深厚积淀。这些词语好像民俗这棵大树的无数根须，深深植根于民间生活的各个角落，触及地域民俗文化的每个细节。从具体词语入手，认识可以直达相关地域民俗文化的深层，达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效果，形成更宽广的民俗文化视野。如鲁西南某些地区称“男大当婚”为“寻媳妇”，而称“女大当嫁”为“寻主儿”（当地人发音近乎[ɕin41][tʂuər44]）。这个“主儿”是指她的丈夫，这是传统社会妇女“三从四德”等旧道德在民俗生活中的反映：女性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寻找未来生活的“主儿”。该词含有明显的女性歧视色彩，但也表明了传统农村妇女婚姻生活的一个侧面：她们不能一辈子不出嫁，不能一辈子住在娘家，即使是离婚的妇女也必须再嫁。可以说，准确把握“这一个词”的民俗内涵，就能够理解传统农业社会妇女的社会地位。在方言民俗词语系统里，这种词语比比皆是。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的优势，就在于这类词语是世俗生活的毛细血管，甚至是生活的细胞，它能够从最细微处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面貌，没有哪一类词汇能够如此精确地对应生活中具体的民俗事象。

(二)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有利于民俗文化的系统化整理

基于方言调查的方言民俗词语数量庞大，细致入微，具有相似民俗特征的词语还能形成“词语串儿”。这些词语内涵丰富，相互印证，相互支撑，能够系统展现地域民俗文化。如上文的“主儿”指的是女性的婚姻对象，那妇女再嫁则称“走主儿（[tʂuər44]）”。生活中与之相关的方言民俗词语很丰富，如鲁西、鲁西南地区有“二翻身（或‘翻身’）”“再走一家”“迈二回（或‘三回’等）门槛”“前进”等，都是和农村妇女再嫁有关的词语，它们共同构成了同一民俗文化背景下的“词语串儿”。了解了“主儿”的文化背景和含义，一提溜一串儿，相应的民俗文化也能形成“系列”，这对加深理解传统农村社会妇女地位等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再如，传统农业社会的重要活动“织布纺棉”，其中就包括大量工具类、行为类、场所类词语，这些词语构成了丰富完整的“词语系统”，能够全面反映具体区域的传统手工纺织民俗传统。

这种“系统性”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比较”，即地域间的词语比较和民俗文化比较。每个地区的方言民俗词语和民俗文化都是一个小系统，更广大的区域则构成一个大系统。这种比较既可以体现在小系统内，也可以在大系统内进行；可以进行某一个词语的运用比较，如同物异地异名；还可以进行地区间民俗文化的异同比较。这样的比较其实是生活图景的比对。很明显，这样的比较是生动的，能够大大丰富更广大地区的民俗文化系统。

(三)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有利于抢救、发隐特色民俗文化

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会导致各地民俗事象发生变化。民俗文化在流传过程中会发生消减，以至于变异、消失，相关方言民俗词语也会退出生活。在城镇化速度加快、传统农业社会逐步式微的大背景下，不少方言民俗词语和相关民俗事象已经消失或面临消失，及时调查整理方言民俗词语并通过它抢救、发隐民俗文化意义重大，时不我待。如鲁西南婚嫁类方言民俗词“换书”，目前正逐渐退出现实生活。这一带农村，大约六十岁以上的人才会经常使用该词，而在年纪较轻的人群里，该词正被新式词语“订媒”“订婚”所取代。这是普通话词语“侵入”方言并影响民俗词语变化的明证，有必要及时记录整理。

发隐主要是指依靠残存的方言民俗词语寻找、描写生活中已经消失的民俗事象。方言民俗词语的演变和民俗活动相比，具有滞后性，发隐民俗文化，这些词语是最可靠的线索之一。如通过“开秧门”这个方言民俗词，可以重新了解安徽绩溪的某种生产旧俗；通过“站牛”词例，可以了解山东枣庄地区已经消失的“养站牛”旧俗。鲁西南地区有很多游艺类民俗早已消失，但是去古未远，也可以顺着方言民俗词语线索追踪相应民俗活动。发隐不光可以针对旧词，也包括新词，例如“开发区”这一新兴方俗词。然而随着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有的地区已经重新规划农村社区，建设楼房小区，“开发区”不久或将成为“过眼云烟”。如果想完整呈现当时当地的农村养老民俗细节，“开发区”作为最好的证据必须发掘出来（详见下文论述）。

(四)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能为后人留下翔实的语言和民俗资料

侯精一等在“图典”总序中说：“我们期待这套书的出版，能引起社会对保存方言及方言民俗文化的关注，尽可能为后人留下一些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这是一个语言学者对于方言结合民俗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刻诠释。今天调查研究的成果，对于后人来说则是无需考证的方言和民俗资料。如果不能及时对相关词语词义和民俗文化内涵作合理解读，后起词语和新兴意义会淹没、替代它们。这种淹没或替代对于新词新义来说是胜利，而对于当下的生活实践和未来的资料整理来说则是一种遗憾。因为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词语和一种词义，更是一种方言和相关风俗文化的完整性，这种遗憾几乎是无法弥补的。比如，山东梁山县的“回门”风俗近三十年发生了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的巨大变化，每个阶段都有一个相应的方言民俗词语。而今天大众口中所说的“回门”一词，其实负担了传统的“搬叫”仪式和新式的“回门”仪式，以及更新的风俗“一当三”等多重意思。所以，现实中各个年龄段的人所说的“回门”，其实都不能反映当下“回门”风俗的全部含义。

再如，今天的山东明清方言研究一般需要借助《金瓶梅》《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等有限的几种资料。要想明了其中某些词语的确切含义，往往要通过繁琐的考证。如果当年的方言民俗词语及相关方俗事象等资料能够留存至今，研究者的负担会大大减轻，研究质量也会大大提高。可见，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也具有“历时的”作用。




四、方法定位：系统开展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的必由路径
方言学者和民俗学者都已经关注到方言和民俗文化互为表里的现实，他们对方言民俗词语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刁统菊立足山东方言研究方言与民俗的关系，认为方言与民俗具有共同的基础，“特定的民俗文化环境离不开特定的方言词汇，大量的方言现象和民俗事象总是紧密交织在一起”。邢向东《汉语方言文化调查：理念及方法》面向语保工程而作，也特别强调要下功夫深入挖掘和揭示方言词语、民俗事象背后的文化意义。但是立足民俗学的研究往往并不进行全面的方言词语调查，语言民俗材料有一定局限性。在缺乏大量词语例证支撑的情况下，民俗文化的区域性和系统性难以得到体现。近现代以来方言学的繁荣，虽然客观上推动了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工作的不断发展，但是立足于方言学的词语研究更关注语言本体，阐释民俗文化内涵不是其主要工作。事实上，系统地开展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才能够更充分地发挥方言词语反映地域民俗文化的作用。

“语汇”“图典”“典藏”和王作新《三峡峡口方言词汇与民俗》等，都按照民俗类别对方言词语进行归类，研究方法上也有诸多创新，但仍有明显不足。比如调查研究并未像方言那样“全面开花”，而且词语民俗内涵的阐释深度和阐释方法等没有统一明确的标准，民俗文化阐释往往失之偏窄、偏简、偏浅。这些成果，一般采用词典式词语汇集和释义的方法，对于词语在具体区域民俗背景里的民俗文化内涵，未作深入发掘和全面阐释。或者可以说，由于“词典”的性质和定义式阐释方法的束缚，使得它们更局限于“语言学”或曰“民俗语言学”范畴，而未真正进入“语言民俗学”的研究范畴。如“语汇”有“回门”，未作解释；有“大唤”，只解释为“婚后十天回娘家”。至于如何回、怎么回、娘家人来不来“叫回”等，都应该交代而没有交代。

本研究定位于“语言民俗学”，词语仅仅是一个线索或一面镜子，最终目的是通过它深入发掘和观照所蕴藏的方俗内涵、民俗事象。一个或一组词，就可能描绘出一幅生动的地方民俗画面，形成一篇缤纷多姿的语言民俗学论文；一类或几类词语，可能就是一部语言民俗学专著。这清楚地体现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的基本精神。另外，方俗词语研究涉及方言本字的考证和部分词语意义的源流变迁问题，所以尽管不重考源，偶有必要，也须涉及。

总之，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的方法虽深受方言学等其他学科的影响，但有其特殊之处，具体的调查和研究方法应该在借鉴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一)制定方言词汇分类和民俗学分类相结合的词表

方言调查需要参照《汉语方言词汇调查手册》等制定相应词表，方言民俗词语调查则要参照方言调查词表，针对具体方言区内的民俗词语，制定相应的专门调查词表。词语的排列顺序可参照方言调查词表的排列顺序，一般按意义分类，次第排列；同时还要照顾到民俗文化这个“纲”，以“纲”来统领相关词语。

词表制定的原则可采用开放式，也可以采用封闭式。开放式词表，是指调查者提前设置调查的大类别和小类别，但是不必具体到每个需要调查的词语。这种词表在实际调查的时候有相当的自由度，可以通过提示被调查人、鼓励被调查人主动描述本地方言民俗词语及其民俗含义，减少对被调查人的约束。这样做的好处是被调查人获得更多的自由，甚至能够说出出乎调查人意料之外的词语。封闭式词表，是指调查者提前设置好的调查词表，调查过程中只需要按照词表逐一提示即可。这等于调查人给被调查的方言民俗词语划定了一个词语“圈儿”。一般来说，封闭式词表需要调查人根据自己家乡的方言民俗词语情况制定，调查人要熟悉包括家乡在内的民俗文化和方言民俗词语的基本情况。封闭式词表大类的划定，既要参考已有的方言调查、方言民俗词语调查成果，也要参考民俗学的分类原则；还要注意和方言调查的区别，根据地域民俗文化特色增加相应词条，删掉不含明确民俗文化信息的方言词。

(二)穷尽式搜集方言民俗词语

基础性和广泛性是方言民俗词语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基本特征。正如刘铁梁所说：“语言民俗其实是一种很特别的民俗类型，很难作为一个分立于其他类型的民俗现象来看待。一方面，人们在日常生活的任何交际场合都离不开口头语言；另一方面，口头语言包罗万象，其内容涵盖了生活文化的各个方面。”方言民俗词语调查应该对具体区域的词语进行穷尽式搜集，对含有民俗文化信息的方言词语一网打尽。在此基础上还可以“以点带面”，不断扩大调查区域，对更广大范围内的方言民俗词语和民俗文化状况进行系统整理和区域间比较。

相关资料的搜集和分类整理是任何一门学科研究的基础，语言民俗学也不例外。方言民俗词语的基础性和广泛性是必须顾及的特征，所以方言民俗词语能够实现且有必要进行穷尽式搜索，否则很多“小微”词语可能因为不具备地区民俗的“整体价值”或“价值不大”而被忽略掉。如织布机属于生产民俗里的一种工具，相应零部件词语只对应着“织布”生产民俗的细枝末节，有些游艺民俗类词语仅见于某一狭小区域或极少数的人群等，均易被忽略。

(三)准确把握词语描写和文化阐释的关系

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以方俗词语为线索挖掘地域民俗文化，因此包含“调查”和“研究”两大方面。调查摸底是第一道工序，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当然，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民俗的变异性，好多民俗词语已经消失或变化，“调查”就带有发掘整理的性质，调查过程中也不乏判断鉴别之类的研究性思考。“调查”落脚于“词语描写”，即全面、准确地展现词语的语音面貌、基本结构、基本词义和本字字形等。描写的工作做不好，结合民俗的文化阐释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容易流于空泛和肤浅。

在词语描写的基础上，结合区域民俗背景阐释民俗文化内涵，是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区别于一般方言研究、民俗语言学研究的重要特点。以婚嫁类方言民俗词为例，每个相关词语都是该地区婚嫁风俗文化的组成部分，把它们的民俗文化内涵、社会背景阐释清楚，该地区婚嫁类方言词汇系统和婚嫁民俗文化才能完整呈现。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语言”压过“文化”，否则会影响文化阐释的丰富性，进而影响民俗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的成果展现形式具体包含四个部分：有词语，必有释义，必有阐释，必有例证。这里的“阐释”不是纯民俗学意义上的界说，研究者的目的是基于民俗内涵阐释，全面展现该地域的民俗文化。如《山东方言词典》所收鲁西南地区“添箱”，其民俗源流等不是研究的重点，但要补充“添箱”行为主体、数量及差异、添箱方式以及当代的变异状况；补收该地区的“喜秤”（用以挑开蒙头红的秤杆儿）、“喝汤”（吃晚饭）、“茶”（白开水）等词语，注明词义，并作民俗文化阐释。以鲁西南新兴方俗词“开发区”为例。这个词的基本词义、词义色彩等词语描写内容点到即可，主要部分则是阐释其所反映的特定地域、特定时期农村家庭结构和养老形式变化等民俗信息。

开发区[khAi24 fA24 tɕhy24]：鲁西南某些地区指农村老年人在村外所建连片的养老房，由国家批准设立的产业“开发区”比喻引申而来，反映局部农村地区新出现的一种居住生活民俗现象。

该词起初为贬义，含有对该村年轻人“不养老”现象的嘲讽。这种嘲讽源自农村传统大家庭观念。农村宅基地按男丁分配，每一个儿子至婚龄分到一处。两个儿子则父子三“家”两处。20世纪90年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父母应该和其中一个儿子（依家庭约定）同院居住至终老，后来出现儿子轮流养老居住的情况。大约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情况也开始被年轻人排斥，老人被迫到自家打麦场等地自建小规模养老住房。这种现象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子女不孝顺的结果，人们称之为“不要爹”。随着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人们以其位于村外且连片建设而戏谑地称之为“开发区”。因为这种形式能够让老、少“家庭”避免诸多生活的不便，获得了较大的生活自由，终于被普遍接受，“开发区”更多地被称为“养老房”“老年房”等，均为中性词。

该词的产生有其复杂的经济、社会和家庭原因。首先，与农村的宅基地政策有关。其次，与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不再需要打麦场有关。在打麦场建房属打擦边球，现已被禁止。再次，最重要的是和人们物质、精神生活水平提高有关。物质生活的提升必然要求扩大生活空间，增加“小家庭”及个人生活的自由度，于是曾经让人感到难堪的“分家另过”成了正常现象。该词形象地反映了农村传统大家庭分崩离析的现实，体现了新形势下农村老、少两代对于生活独立和空间自由的追求。

“开发区”的出现给农村生活带来了诸多变化，如拜年于此区域较为集中。尽管已经变成了一个中性词，但“开发区”仍带有一定的调谑味道。如：“大爷爷，啥时候进开发区啊!”“找他爷爷?去开发区找去吧!”

(四)注意把握好词语民俗文化内涵阐释的深度和广度

在语言民俗学研究者的眼里，语言行为是民众整体生活的一部分，是在具体情境里为满足生活需要而发生的，语言的意义和功能也是为生活情境所规定的。语言民俗学研究就是要将语言行为放在民众生活的整体中来看待。以称谓词语为例，费孝通曾经指出：“像其他一切语言资料一样，亲属关系的称谓应该结合其整个处境来研究。”这个“处境”就是指这些称谓使用的现实、称谓双方的真实情感态度等，语用学称之为“语境”。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也需要把词语的语境讲清楚。即使不能深入到“民俗精神层面”，“内涵阐释”也算是一种系统的民俗学意义上的解说。

因此，方言民俗词语研究要避免仅仅实现“词典式”词语汇集和定义，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词语的民俗文化内涵的发掘和阐释上。这种阐释是为民俗学服务的，需要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要考虑到词语的民俗背景以及社会发展的影响。可以说，面对经过系统调查和准确描写的词语，要“不厌其烦”地进行民俗文化的发掘和内涵阐释。以鲁西南颇具特色的含夫姓称谓“老×（夫姓）儿”为例。

老×儿：鲁西南部分地区传统农村社会对夫家姓×的嫁女的称谓，可用于面称和背称，属于“含夫姓称谓”。“老”为前缀。传统农业社会嫁女的娘家长辈和兄嫂使用，一般不区分亲疏，有明显的亲切感和敬意。使用时一般带有儿化，周边地区也有儿化不儿化两可现象。这类称谓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普遍使用。今天大约70岁以上的人群普遍使用，大约60岁以下人群不用。

以嫁女婆家姓王为例，该称谓即为“老王儿[lɑu44 wãr41]”，他姓类推。如“哦，老王儿来了，没抱孩子来啊？”传统社会的宗法制度使得汉语的亲属称谓非常复杂，由于年龄辈分等关系，该称谓又有诸多变式，比如弟弟或晚辈对于嫁女的称谓。如果是亲弟弟或亲侄子，嫁女出嫁前后都称“姐姐”“姑”或“大姐姐”“二姐姐”“大姑”“二姑”等，不改口，也不必区分面称和背称。反之，则面称和亲弟弟一样，背称则多为老王姐姐、老李姐姐、老王姑、老李姑等。对姑奶奶的称谓规则同此（因关系较疏远或出嫁既久，诸姐、姑、姑奶奶的排行大小或许已不易区分）。此时“老×”后接其他亲属称谓，儿化现象随之消失。如果姊妹俩婆家都姓王，长辈和兄嫂面称均为“老王儿”，背称则以“大老王儿”“小老王儿”区分。如“大老王儿昨天来给她娘送节礼了吗?”晚辈亦然，如“大王姑”“小王姑”；或可用婆家所在村庄加以区别，如“张庄的（那个）王姑”。若系独女，则出嫁后用夫姓作区分的语境和必要也就消失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道理在此。

该类称谓的使用与传统社会妇女“三从”等旧道德有关。封建社会妇女好多没有名字，或者仅有一个小名，出嫁后对其采用本类称谓，是对她有了新的家庭（说白了就是新的从属关系）的一种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妇女地位提高，有了学名，但是人们仍然采用这一称谓。这既是一种语言习惯，也是一种民俗传统。姑娘出嫁回娘家，除了最亲近的人采用旧称（原名或小名），其他人多使用本类称谓。今天大约60岁以下的人往往在妇女出嫁前后直呼其名。但是如果嫁女做了奶奶、姥姥，直呼其名在农村并不恰当，应该还会选择本类称谓。

“含夫姓称谓”从“既嫁从夫”的旧道德而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农村新型人际关系、婚嫁观念等逐步形成，本类称谓有关旧道德的作用和意味已经淡化，而对于嫁女角色转换的标记和区分作用正是其积极的民俗价值所在。


五、结 语
我国是方言大国，也是民俗文化大国，各地方言词语和民俗文化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性体现了方言词语和民俗文化的丰富性。方言民俗词语能够涵盖生活的每个角落，范围非常广泛，是可资调查研究的资料宝库。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基于田野调查，落脚点则是民俗文化的阐释。其研究对象是具体地区的民俗词汇系统，承载该区域的民俗文化，地域特征鲜明。方言民俗词语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民俗，更是各地民俗文化的优质载体，是解读民俗文化的关键钥匙之一。系统开展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有利于保护、发掘民俗文化和区域间民俗文化比较，于方言保护也不无裨益。

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定性、定名和方法等方面尚有不足，许多具体问题没有进行深入论证和探析。认清已有研究的不足，准确定位调查研究的概念、性质、价值特征和研究方法，有利于打破现有研究的边缘化状态，然后依据其研究规律，开展更多具体区域的调查研究，积累更多的语言民俗资料，形成更加合理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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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公众号  202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