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新技术与家庭的互动及文化阐释

盐都区图书馆

【民俗文化】新技术与家庭的互动及文化阐释

摘  要

本文聚焦家庭内部场景，通过质性研究的方法观察一个普米族村落三代同堂的家庭成员如何拍摄和运用抖音。文章将研究对象称为抖音之家，通过分析生命周期里的家庭、民族和村落社会中的家庭、社会转型期的家庭三个层次，发现抖音不仅使家庭成员的生命轨迹得以保存和展露，还与家庭生活中亲密情感、亲子互动等紧密相关。由此，抖音作为一种新媒体技术与特定家庭成员的角色、互动关系、生活方式、家庭结构等因素嵌合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抖音为我们提供理解家庭的新的方式，同时，家庭也构成了分析和理解新媒介技术的重要视角。



关键词

家庭；抖音；亲密情感；亲子互动



一、研究背景：家与媒介


家庭，作为重要的社会单元和生活组织形式，是人们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当下，家庭也是新型媒介技术使用的重要场景，一方面，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家庭日常生活全面渗入，媒介技术与家庭生活、成员互动、情感表达产生了愈加紧密的关系；另一方面，一种关于家的新的社会形式正逐渐出现在社交媒体之上。在这样的变化下，我们尤其需要重新体会西尔弗斯通提出“作为技术引发的后现代性的一个结果，延伸到了何种程度在事实上改变或者是威胁着要改变家庭生活的特性……”（罗杰•希尔弗斯通，2004：40）本研究由此出发，致力探讨社交媒体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与互动。进入媒介与家的关系脉络中可以发现，相关讨论基本沿着两个维度展开：即媒介技术中的“家”与“家”中的媒介生活。



就前者而言，家在媒介中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和内涵。文学作品、移民报刊和信件中充满了人们对家庭生活的描述，例如创造家和故乡的感觉是文学作品对空间和地方赋予意义的重要形式（迈克·克朗，2003）。家被视为可以依附、安全同时又受限制的地方。在帕克的研究中，移民报刊既让读者的兴趣和活动均以祖国为重点，同时更倾向于帮助移民在美国的环境中为自己定位并分享社群的知识、政治和社会生活（罗伯特·E·帕克，2011）。移民透过家乡的语言接触到美国大都市的生活（金玉萍，2010），由此给移民带来超越了“更为狭窄、乡土形式的身份认同”（查德·艾伦·戈德堡、於红梅，2019）的家的安全感。信件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在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分析中，信件不仅使那些在地域与文化上分离的波兰移民团结在一起，还展现了移民过程中家庭重建的情景（威廉姆·托马斯、弗洛林·兹纳涅斯基，2000）。



电子媒介时代，广播和电视节目中的家主要表现为对现实家庭生活的演绎和艺术加工。特别是广播剧和电视剧里的家庭一般被置于日常生活的背景中，那里整天汇聚着家庭成员的各类难题，而剧中主人公应对这些困难的手段常常被观众用来处理类似的问题（泰玛·利比斯，2011）。在互联网普及的时代，家的意涵有一半是人们在虚拟空间里“筑巢”的杰作。米勒等人类学学者聚焦了家庭中的新媒体科技，探讨社交网站作为家的一种新形式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他认为，社交网站是一个有着“室内装潢”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可以像装饰自己的房间一样“打理、布置和装饰自己的主页”（丹尼尔·米勒，2014：177）。这样的线上空间甚至是某些群体真正生活着的地方，“当我们孤独离群时，无人说话时，在那天亮前的黎明和夜不能寐的黑夜，社交网站永远向我们敞开怀抱。”（丹尼尔·米勒，2014：179）



媒介技术不仅呈现家的各类形态，还以更多样化的形式介入到家庭生活之中，它重塑家庭空间的形态，改变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媒介技术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视作媒介与家之间关系的第二个层面，即家中的媒介生活。



在对人类阅读历史的探究中，曼古埃尔运用大量史料分析了阅读书籍对特定群体和阶层家庭生活的影响（阿尔维托·曼古埃尔，2002）。随着电子媒介的兴起，收音机、电视、电脑等设备逐渐成为家庭空间重塑的主体。斯科特·麦奎尔认为，“家在哪里”这样古老的地理学问题正在被一个更新且较为紧要的问题所取代，“家的意义是什么？”（斯科特·麦奎尔，2013：11）这个追问提醒研究者要关注电子媒介进入家庭之后，人们如何重新理解家和家庭生活的问题。广播和电视刻意地将听广播和看电视的行为向“维持家庭氛围的方向引导”（转引自罗杰·希尔弗斯通，2004：44）；家庭剧院式的氛围很快被小轿车、随身听、手机等移动媒体改变了。莫利运用民族志材料分析了这些科技手段和媒介如何让人们建立起一种移动的家庭感受（戴维·莫利，2009）。当然，新媒体并没有完全让家庭生活走向“私人化”（戴维·莫利，2009：221），相反，它们也从某种程度上维系着家庭生活。理查德·林分析了手机在礼俗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认为，手机通过维系和协调家庭成员，改变着青少年体验青春期的方式及他们与父母的交流方式，使得父母和孩子的活动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扩大并变得多元（理查德·塞勒·林，2020）。



在中国，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日益普及也在推动家庭与媒介的关系变化，一些探讨新媒体如何影响传统家庭结构的研究出现。其中，张放分析微信红包对传统家庭关系的影响（张放，2016）；有学者借微信对亲子关系的塑造讨论数字反哺（洪杰文、李欣，2019；安利利、王兆鑫，2020；周裕琼、丁海琼，2020；周裕琼，2014；郑超月、徐晓婕，2019）。王心远通过对中国东南部一个小工厂镇的农民工生活进行民族志研究，发现QQ、微信等社交媒体不仅作为农民工移民生活的另一个“家”而获得巨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对传统夫妻关系以及婆媳关系产生重大影响（Xinyuan Wang，2016：105）。比如，一位女性访谈对象的QQ空间拥有一些“锁定”的相册，它们并不向“游客”开放，只有远在外地打工的丈夫拥有进入网络相册的密码，以便他夜晚无法入睡时能拿出手机进去看看妻子专门为他上传的孩子照片。对一个留在家中照顾老小的儿媳来说，将自己与丈夫微信聊天的语音内容存储起来，以备在婆婆溺爱孙辈时大声播放出来，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当婆婆从儿子发给儿媳的微信语音中听到自己的儿子是如何站在儿媳一方来反对自己时，儿媳享受到胜利的滋味。因为丈夫从来没有真正在婆婆面前支持过她。从这个角度说，儿媳通过微信巧妙地将敏感的婆媳关系转化为夫妻两人与婆婆之间的互动。



纵观媒介与家的关系研究，无论是媒介创造的家的类型，还是其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都不同程度上强调了媒介对家的影响和作用。在新媒体技术给群体生活带来影响的背景下，家庭模式与媒介技术运用的研究尚有较大的讨论空间和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下中国乡村社会与村民流动性的分析中，从农村流向城市后家庭模式新变化的相关研究较为普遍，但对于农民经历的网络线上与线下的流动却未能给予更多的关注。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会对整个家庭结构和亲属关系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在家庭代际功能和关系上，亲代和子代之间的义务和责任、权利享有、需求交换和情感沟通方面的内容都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王跃生，2016）。今天，穿梭于网络与现实空间中的人们正形成一种全新的流动状态。家庭成员在实体空间流动中的遭遇和体验会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上逐渐沉积并展现出来。社交媒体不仅作为桥梁将个体与村落中的家庭连接起来，还如同一个汇聚了家庭变迁、流动和城市体验、亲属关系互动以及个体在家庭中角色变化的舞台。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在互联网的世界中流动，但又将这种线上流动与家庭生活、家庭关系维系和亲密情感的呈现等连接起来。对于研究者来说，这种新的变化，需要人们通过深度的个案和经验的观察，去关心“媒体实践如何在具体的家庭生活模式以及生活方式中得到实质性的体现”（戴维·莫利、王鑫、张昱辰，2020）。



二、抖音之家：

新技术与家庭互动



01  大羊村的短视频使用

我们采用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展开研究，尝试进入家庭内部生活并理解家庭成员对抖音的理解和运用。田野点大羊村位于云南省怒江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河西乡，行政村由大古梅、唐山、阳山等三个自然村组成，全村共有农户192家，人口约为685人。村民以普米族为主，有少量白族、汉族及其他民族杂居。大羊村至今保留着较为完整的普米文化。从2018年到2020年间研究者的持续观察中，发现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村民们熟练运用微信、K歌软件、抖音、快手、西瓜视频等社交媒体。其中抖音和快手备受青睐，村民们借助平台发布图片或视频作品，话费支出显示出村民对短视频平台的喜爱。2010年左右，村民的手机话费平均只有三十元，2020年，这个数字上升了三倍，20G的国内高速数据流量几乎成为当地村民的消费标配套餐。每个月初，这些流量就已经在村民刷抖音、玩快手、看微信视频号的过程中耗光。大羊村民与视觉影像的亲密接触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作为一个夹杂着真实和虚构影像的剧场，这些视觉作品中汇聚着对真实生活瞬间的碎片式记录、对流行内容的模仿以及有故事情节的虚拟表演（陈秋心、胡泳，2020），并以更为直接和便捷的方式抵达人们的感官。对于普米村民来说，“对世界的理解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阅读图像来完成的。”（Lester，2006）



村里使用抖音和快手的人群以中青年为主。按使用习惯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类人群热衷拍摄并发布短视频作品，抖音成为他们汇聚普米文化和家乡景致的场所。与一直生活在村里的村民不同，在外谋生的人大多会在短视频中展现新的生活和那些与乡村世界截然不同的城市体验。这些体验伴随着景区、公园、健身房、酒吧、KTV、时尚餐厅等地点和空间，为远离乡土的村民提供了音响、灯光、咖啡、酒水等多元和时尚的现代元素。将这些新鲜事物和场景摄入镜头并上传至短视频平台的同时，也让村民们完成了对都市消费、时尚休闲以及城市青年生活方式的想象。第二类抖音用户并不发布短视频内容，却痴迷于观看和收藏心仪的抖音作品。他们大多白天干活，晚上才有完整的时间看抖音。以前习惯看电视的村民，现在几乎将所有的注意力都转向了抖音。不仅看抖音，还有一些村民将自己喜欢的短视频收藏在系统里。这些内容在抖音平台里分为视频、合集、影视综合、地点、小程序、商品、话题、音乐、道具等多种类型。第三类是不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和孩子，虽不是抖音的用户，但他们一般作为年轻人视频拍摄的对象或背景存在。关注抖音使用，不能仅仅考察那些频繁发布抖音作品的村民，还应注意到抖音已经成为人们主动或被动接触新媒体的重要环境。



田野调研中，我们特别关注了一个祖孙三代共十一口人的大家庭。在大羊村，这是唯一还没有分家且人口众多的大户，民族成分多元的他们共同生活一起。

02  技术里的个人世界

自2018年起，杨家人在抖音上共发布图片和视频作品300个，这些作品既有对家庭生活的呈现，也有对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书写。



茶余饭后，一家人围聚火塘边，母亲、三个儿子、两个儿媳都会拿着手机玩抖音，而父亲和孙辈们则是抖音作品里的对象。60后的杨大和总是坐在火塘左侧最里面的地方，那是一家之主的位置。他最爱说：“我年轻的时候从家里分出来，到这个地方时就只有自己一个人，一转眼都有十几口人了。”追溯大羊村的家族历史，最早生活在大羊村的大户人家有和姓、杨姓、鹿姓等，19世纪初，陆续有外姓家族迁入。如今，大羊村共生活着5个普米氏族，分别为班让、宝洛、氏祖、亚琪和茸巴。杨大和的家族属于氏祖，在杨大和这一辈，他是长子。年轻时亲朋介绍与通甸镇的汉族姑娘王氏通婚，夫妻俩一直务农为生，先后养育了三个儿子。兄弟三人年纪相差不大，老大杨林1987年出生，如今在兰坪的一家公司负责送货。老二杨虎，比大哥小三岁，加入一家教育培训机构，辗转各地做讲师。老三杨树1994年出生，当过兵，学过开装载机，到矿山拉过石料，现在县城做电焊活计。兄弟三人除了老二尚未婚配，其他两兄弟都相继结婚生子，大媳妇是唐山三组能歌善舞的普米族阿梅。他们为这个大家庭添了一双儿女。三媳妇小英是兰坪县营盘镇的傈僳族，读过高中，在县城打工与杨树相识结婚，如今有了两个女儿。



杨家的大院子里有个简易鞋架，四块长约一米二的木板将鞋架隔成五层，每一层都摆满了鞋子。大大小小的40余双鞋子仿佛在展示着一个大家庭的故事。那些磨损的农鞋凝聚着一家人整个年头的艰辛劳动；篮球鞋和旅游鞋属于家里的年轻男人们，他们正是穿着这些鞋子走出大山，看过外面的世界；一双鲜红色的婚礼高跟鞋是家里的儿媳从外地嫁过来时穿的，它曾陪着这个姑娘经历了人生中的重大时刻，它还被主人拍摄进手机镜头并上传至抖音；不同尺寸的男女童鞋东倒西歪地躺在鞋架上，那是整个家庭的结晶和延续。


与其他村民一样，这个大家庭里的男女老少都不同程度被卷入抖音短视频的使用中。杨大和以及四个孙辈没有智能手机，他们既是这个家庭中抖音短视频的拍摄对象或背景，也是被抖音控制的对象。家人在拍短视频时，少不了要让他们做出配合拍摄的动作，而抖音里的影像和声响常常是让调皮的小家伙们安静下来的手段。已当奶奶的王氏其实年纪也只有50岁左右，她对抖音的态度主动得多，先后用过二十余部手机，大多是儿子们送的。最近她看上了二儿子的新手机，就拿过来“据为己有”。她是智能手机的重度用户，一边和我们聊天一边还忙着观看从微信山歌群里保存下来的民族歌舞视频。王氏加入了五六个微信山歌群，最喜欢保存跳普米锅庄、普米服饰、山歌调的视频和音频。尽管2019年才接触抖音，她却已经驾轻就熟，截止2020年9月，共发布34个作品。71个粉丝里多是大羊村和娘家村子里的亲朋好友。作品的拍摄地点主要集中在家中的堂前屋后、村落广场、做活的山上，内容多是她的自拍和唱山歌的视频。



两个儿媳对抖音的使用更为频繁，投入的精力和时间也明显高于婆婆。大媳妇阿梅共发布了70个作品，拥有247个粉丝，获赞4250个。她在抖音签名这样写道：“生活不易，但也要活得精彩”。作品封面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她在各个场合自拍的影像，最常见的有三种类型。第一类由她身穿普米族服装的自拍照组成；第二类照片中的场景多是车内的驾驶空间以及虚化的背景墙，阿梅的装扮颇似网红女主播；第三类是她在自家院落拍摄的视频，画面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她在抖音中将三种风格的影像剪辑在一起，仿佛将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的风格杂糅并存。三媳妇小英做起了微商，微信朋友圈、抖音和快手都是她发布代理信息的平台，其中以抖音和快手里的商品宣传为主。小英的短视频作品共153个，拥有1249个粉丝，与家里的其他成员相比，粉丝数量已不算少。但她心里很清楚，这些粉丝大多是大羊的亲戚朋友，像别人那样直播带货是不可能的。为了方便制作短视频，小英把厂家提供的原始图片和视频素材保存在一款名为微商相册的APP里。



大哥杨林发布的抖音内容基本与其生活经历同步，为数不多的19个抖音作品大致记录了杨林工作的场景，送货路上的美景常被他摄入镜头。老三的军人经历让他将抖音视为自身军旅生涯的纪念册。2016年年底，他发布了第一个短视频作品，八张照片的合集是他两年军旅生活的写照。老二杨虎辞去司法所的正式工作，在大羊村成为一个奇闻，他们无法理解杨虎所说的去寻找“自由的生活”。杨虎抖音作品的风格也完全不同于家人以及其他的大羊村民，杨虎习惯将生活和工作经历照片汇集在一起，并且用一款名为剪映的APP将系统提供的音频与照片画面切换的节奏相匹配，打造风靡抖音平台的“卡点效果”。伴随着“one，two，three，four！”的音效，往事如电影一样在抖音中闪现。通过这样的方式，杨虎用抖音将自己的生活圈子拼接起来。



在这个抖音之家，每个人都在努力打造着自己的线上世界。对母亲王氏而言，虽然已经嫁到普米村寨多年，但因为自己是汉族，对唱山歌情有独钟，抖音作为歌唱和收听山歌的平台寄托了她所有的兴趣和爱好。两个儿媳妇则通过短视频技术将原本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转化成一种随时随地的线上审美活动。自拍前的化妆在大儿媳看来是必做的功课；三儿媳在村里照顾小孩无暇化妆，只得借助抖音的美颜技术展示自己。这些技术手段让两妯娌得以在抖音里完美出镜。大儿媳是普米族，三儿媳是傈僳族，她们都喜欢利用抖音作品参与的在线话题，这些话题基本与“普米族”“民族服装”“农村人的生活”等相关。其中#少数民族风情（3.0亿次播放）#农村人的生活（加入的话题，2.0亿次播放）都是抖音平台里备受关注的话题。大儿媳将普米族的木楞房比作乡村别墅，发布作品参与到乡村别墅的话题里。抖音成为日常审美活动的工具和手段，鼓励着她们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和实践精神。三兄弟的作品大多是将关于往昔经历的影像用短视频技术剪辑和拼贴在一起，比如老大的运货瞬间、老二的日常授课点滴以及老三的军旅生涯片段。对于三兄弟来说，抖音是他们存储个人经历和生命体验的记忆之所。

03  抖音与家庭互动

抖音不仅是这些家庭成员表达和理解自身的一个技术平台，其内容还包含着大量关于家庭亲密关系与互动的描述。将抖音之家的300多个短视频放入家庭的生活场景去理解，可以发现大约三分之二的作品都离不开家人这个重要元素。抖音的使用主体通过对技术的娴熟运用，将现实生活中的夫妻、亲子、妯娌及其他亲属的关系“聚合”在抖音之下，从而在另一重空间和家庭成员发生着新的互动。



1、亲密影像



在家庭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夫妻，往往成为抖音短视频里最多的内容。杨大和与王氏的短视频只有一条，拍摄和上传者是王氏。2020年大年初一村里跳搓搓舞，妻子把手机对准正在起舞的丈夫，那是对丈夫少有的记录。而年轻的夫妻不吝在抖音里对情感进行表达，阿梅的作品中夫妻常同时出现。她最爱借用歌曲里的表达：“你说我的眼睛灿若星辰，那是因为你是星辰”。阿梅还喜欢在合影中加入抖音中风靡一时的视觉魔法道具“爱你三千遍”。有时，杨林并不直接出现在阿梅的抖音里，但阿梅在短视频中对特殊物件的展示流露出她和丈夫的亲昵关系。一个作品中，阿梅穿着结婚时的红色礼裙自拍，有亲朋说裙子显得老气难看，她就在抖音中这样写道，“它在我眼里就是最漂亮的，因为它对我有着非凡的意义，一生只穿一次。”当然，夫妻并非总是以影像的方式共同出现在抖音画面中，在对方的留言区相互点赞、发文字和表情包，也是他们常见的交流和互动方式。杨林发布运货途中的短视频，阿梅总是第一个在评论区点赞并回复，“我打开抖音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你，我男神”。杨林略显含蓄，对阿梅的表白不时以“比心”等表情回应。



三弟杨树平时比较害羞，通常是小英将他作为对象来拍摄：“亲爱的老公，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有乱发脾气的时候，有对你无理取闹的时候，有惹你生气的时候，更有让你受委屈的时候。”2019年冬天的大羊村格外严寒，小英将双脚伸进杨树的上衣里，插入文字，“冬天的正确打开方式，焐脚脚！”这种行为有时甚至上升为“挑衅”，比如在另一个画面中，杨树在床上背对着小英打游戏，小英用脚踹一了杨树一脚，杨树回过头来狠狠瞪了媳妇一眼，小英在短视频主题里调侃到，“果然，打游戏的男人不能惹。”看到这样的画面，评论区的留言仿佛炸开了锅，小英收到了自使用抖音以来单条作品最多的评论数，评论内容大多是亲朋惊叹小英竟然能在丈夫打游戏时捣乱，她在抖音的主题里调侃到：“纯属娱乐！”



2、线上亲子



两对年轻夫妻对家庭有着一致的态度，孩子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心，他们在抖音世界里扮演着重要角色。抖音成为记录家庭亲子档案的重要平台，又是年轻的父母与孩子互动的重要手段。



传统的普米家庭中，繁重的劳动一定程度使得父母无暇顾及孩子的成长，也无法将父辈的爱意抒发与展露。而今在这个家庭，有了抖音，孩子的断奶、迈出第一步、上学第一天，房前屋后的玩耍、有模有样地学大人犁地、山林间的舞蹈等，得以让这个家庭将养育孩子的日常“网络化”与“可见化”。而年轻的父母们更善于将情感通过网络方式讲述出去。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段亲子时光以这样的方式呈现：两妯娌共同看娃的片段，孩子生病让父母备受折磨的时刻。三儿媳抖音视频里为“天天生病的小宝”配上伤感的歌词：“你不曾看到我为你哭红的双眼”。



通过手机和网络，年轻的父母将这种极为个人化的亲子体验转化为全家人能够共享的情感结构，从而成为全家人在茶余饭后的回味和话题。更为有趣的是，母亲们还发明出了抖音育儿新的“技艺”。通常，两个年轻妈妈在拍短视频时习惯通过一些视觉道具给亲子时光增添乐趣。阿梅对一款名为“萌兔兔”视觉道具情有独钟，这个特效会让画面上的人物头上变出两个卡通兔耳朵。阿梅抱着小女儿坐在院子中央，她先将镜头朝向自己，眼珠看着上方，似乎做好了变身的准备，当那双兔耳朵道具出现在她头上时，就将镜头移向小女儿，母子两对着手机屏幕乐开了花。而与大儿子一起拍抖音时，阿梅调皮地用了一个“秃头”特效，画面中人物的头发会瞬间消失。当她把摄像头移向儿子时，孩子被吓得哭了起来。阿梅用的背景音乐是《月亮惹的祸》，可她心里明白，祸是自己惹的。小英酷爱一款“斗牛犬”视觉特效，它会在拍摄时将斗牛犬的脸“画”在人脸上。当小女儿坐在丈夫腿上时，小英打开了“斗牛犬”特效，搭配了《两只老虎》的背景音乐，丑萌有趣。



3、娘家人的位置



阿梅来自本村，小英从外地远嫁而来，娘家的亲人依然是她们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爱好自拍，并乐于在抖音中展示自我个性的阿梅，娘家人成为她抖音的重要内容，而小英也在抖音中表达出对至亲关系的理解。阿梅拍下回娘家时与父母一起下地干活的场景，将这些片段剪辑在一起，配上应景的音乐和歌词，归途中，奶奶的笑容让阿梅倍感幸福和踏实。妹妹嫁人后，哥哥还是随传随到。在阿梅伤到脚的日子里，哥哥寸步不离地陪着她，阿梅在抖音短视频中写下，“风里雨里哥哥陪你，一句小时候背你，长大了还要背你，有哥哥真好！”



小英的作品里哥哥通常扮演着为她带小孩的角色。家庭出游中，小英只管着拍摄公园里的景致，将小女儿交给哥哥去照顾。一天下来，小英的成果都集中在两个抖音作品里，景区大门、栈道、观景台、凉亭等一一出现在画面里，当然还有哥哥哄着女儿喝水的影像，她得意地在抖音主题中写上，“舅舅带娃，我嗨。”小英将结婚时的照片制作成合集发布，看着那些画面她想的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是自己离开的故乡和父母。她在抖音作品中记下了当时的心绪，“最大的不孝就是，父母生你养你供你，你却没有尽过一天孝道。”而在一个主题为“我爱的人”的短视频里，看着日夜辛劳的母亲，小英觉得自己没能好好照顾母亲，在抖音中写道，“给不了妈妈好的生活！这辈子愧对我的老母亲。”



在对抖音亲属影像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家庭成员运用新媒体技术创造出亲属关系的线上形式。抖音里的夫妻互动多由年轻妻子主导，在策略上普遍采用暗示、挑逗、欲拒还迎等形式，倚借与夫妻紧密相关的物品（如结婚礼服）、抖音提供的视觉道具、音效、文字评论等手段，塑造出一种区别于现实婚姻生活的线上亲密关系。这样的亲密关系在传统的普米乡村生活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夫妻之间并不常见这样的亲密表达。年轻父母与孩子们的影像共同出现在抖音中，这也是之前的媒介时代不曾出现过的现象。借助抖音，父母们完成了记录和陪伴宝宝成长的过程。但这种陪伴不同于现实中父母和孩子的共在，那些信手拈来的视觉道具成为年轻父母照看孩子的一种必要形式：炫目的技术效果成功吸引了年轻父母和孩子们的眼球，也给亲子生活带来了不一样的乐趣。娘家人在抖音里的出现，是阿梅和小英思念娘家生活和亲人的结果。当然，在以往的时代，这种想念和心思可以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排解出去，也能够以书信、电报等通讯技术传递给娘家，但却无法公开在其他亲朋或村民面前。而在移动互联网为个人展演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的同时（陆晔、赖楚谣，2020），也让像阿梅和小英这样的儿媳得以在短视频拍摄、制作和上传时分享娘家人及其生活场景。在这个过程中，她们主动将自己对娘家人的情感和理解投注在抖音上。从这个角度讲，抖音成为人们重新理解家庭关系的空间和场所。



当然，如果说抖音短视频已经成为抖音之家的个体及其家庭生活借以展开的“档案”，那么这种记录、书写或表达与其他社交媒体有着明显的不同。需要继续追问的是，抖音提供了怎样的新平台，让家庭成员对夫妻、亲子、家族等关系的理解有了新的呈现空间。同时，还需探讨，抖音作为一种新技术如何凭借其可供性介入到家庭生活之中，让技术的使用与家庭内外的社会情境相互交织。



三、抖音之家：

技术嵌入家庭的阐释




01  家庭作为分析新媒介技术的视角

我们以这个抖音之家为研究个案，重点探讨抖音与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不仅关注抖音在这个家庭中的使用方式，理解抖音如何构成家庭生活中一种新的表达和连接力量。同时，更关切家庭内部成员如何依靠新的技术去展开亲密情感的互动，如何维系和创造家庭内部，乃至家庭外部（村落社区）新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从抖音这种社交媒体的逻辑出发来讨论新技术与家庭的关系。



需要先回到家庭的研究和分析。如果从家庭社会学的理论视野看，较多研究关注家庭结构、功能、关系、家庭生活周期等相关问题（杨善华，2006：5-8）。在更为具体的分析中，学者的视角也较为多元。如从家庭结构变动（王跃生，2013）、家庭形态和代际关系展开分析（王跃生，2020），从家庭权力讨论家庭代际资源分配（郑丹丹、狄金华，2017），关注家庭现代化理论（唐灿，2010），流动对农民家庭结构产生的影响（金一虹，2010）等。人类学意义上的家庭被认为是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它发挥着生育儿女的功能，以保证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以及社会的延续。根据费孝通的观点，中国的家庭是一个长期绵续性的事业组织，乡土社会中，政治、经济、宗教等事务都需扩大了的家庭“家族”来经营和承担，这里的家族是按照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组合而成的社群（费孝通，1998）。对家庭的关注，也势必会让研究者注意到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文化情境中家庭类型的差异。比如早期一些国外人类学家在对中国的家庭结构进行研究时，把中国家庭分为自然家庭、经济家庭、宗教家庭、传统的或氏族的家庭四种类型（赵喜顺，1991）。除了在我国汉族地区展开的家庭模式研究外，在对中国少数民族家庭结构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中国少数民族村寨中核心家庭及主干家庭是现阶段主要的家庭类型模式（马京，2004：183）。



除以上传统的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的分析外，在人文地理学的脉络里，家庭也被学者关注到。家是“富含人性价值，并能够抵制敌对力量的庇护所。”（加斯东•巴什拉，2013：27）巴仕拉由此提出“家宅的诗学”，他从文学作品中找到与家宅相关的地方和形象，用萤火虫、灯光、星星之类的普通事物表达家宅作为庇护所带给人们内心空间的紧密压缩感（加斯东•巴什拉，2013：35-45）。这话道出了家的两重意涵：既是实体空间和物理意义上的家，又是情感上的家。这些思想被人文地理学者段义孚吸收，他用恋地情结来定义人类对物质环境的所有感情纽带（段义孚，2018），这样的情感不仅仅局限在对家的感受，还有对故乡乃至整个地球家园的依恋（段义孚，2017）。对于人们来说，家庭不仅是性繁殖的社会单元，还是为家庭成员提供物质基础、认同和相互协作的所在。



相较其他学术领域对家庭的讨论，在传播学研究者的分析视野中，家常常与媒介相联。如梅罗维茨关注电视在改变家与延伸之间的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约书亚·梅罗维茨，2002）。戴维·莫利把电视作为一种家庭媒介，在家庭收视语境中观察和分析家庭成员如何一起观看电视、分享对节目的意义和理解（戴维·莫利，2005）。西尔弗斯通把家庭看做一个社会单元，“人们早期的媒介消费大多数都发生在这里”（罗杰•希尔弗斯通，2004：47），电视在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形成“双重连接”（罗杰•希尔弗斯通，2004：122）。尤为重要的是，西尔弗斯通提出技术和电视会在家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被家庭“驯化”（罗杰•希尔弗斯通，2004：123）。在对电视收视的研究中，西尔弗斯通将研究拓展到名为“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家居使用”项目中（潘忠党，2014）。



在传统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包括人文地理学对家这个独特空间的讨论里，家被普遍看作与外界连接的中转站，强调它一方面为家庭成员提供社会关系的凝结和情感庇护，一方面又成为家庭成员与外部组织联系和关系拓展的保障，即它是家庭成员踏入社会的起点。这些研究较为关注由家庭成员构成的子单元和系统与外部更广阔的物质领域和社会组织发生的关联。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家庭社会学对家庭关系核心范畴（唐灿，2010）开始给予更多关注，过去那种偏重于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分析逐渐转移到关注家庭内部、承担家务、亲密性、私密化（唐灿，2010）等方面的讨论上。结合这一转向，讨论媒介对个体和家庭整体带来的影响仍需我们对这一变化保持足够的敏感。网络新技术和社交媒体带来家庭内部生活与结构前所未有的改变，如有研究者提到的，“亲密情感具有适情的适景的、频繁的、强烈的互动特点，而手机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及文本性的传播便利与此要求完美契合。”（胡春阳，2012）因此，从新的网络技术和亲密性视角切入家庭内部，研究的重点不同于此前传播学领域中对家与媒介的分析，尤其与西尔弗斯通所言的技术作为家居和外部世界的边界的讨论有所不同，本研究更加关注人们运用新技术所展开的线上生活与交往。这一分析，是对以往电视等技术影响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关系的推进和新的讨论。



02  抖音之家：技术如何嵌入家庭

抖音等社交媒体技术进入家庭，打造着新的家庭形态。置于家庭这个具体的场景而形成的抖音之家，需要具备这样一些条件：第一，技术需要被家庭成员广泛和深入地使用，成为一种生活常态；第二，这种使用一方面是个体性的，一方面又是家庭成员互动的重要手段和形式；第三，抖音技术的使用和家庭成员的生命周期连接在一起，同时，又与使用者生活的整体文化结构、大的社会转型相关。换言之，在当下背景中考虑家庭的生活和变迁，需要将新媒体技术与特定家庭成员的角色、互动关系、生活方式、家庭结构等因素嵌合在一起思考。本文结合家庭社会学的理论和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提出抖音之家的分析视角，即借助新媒介技术去分析家庭历经的大事件，勾勒家庭生活发展的脉络，由此可以发现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家庭生活模式和结构变化。结合本文的田野材料，我们将抖音之家的演进分为生命周期里的家庭、身处民族和村落社会中的家庭以及转型期的家庭三个层次，并在此基础上观察抖音技术如何嵌入家庭。



1、家庭生命周期与抖音里的代际互动



在家庭社会学的研究中，学者们通常用家庭生命周期的概念来解释家庭从建立、发展到解体和消亡的过程（Glick，1947；Derrick & Lehfeld，1980）。为了解释和说明家庭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和任务，国外学者尝试建构出家庭生命周期的基本模型（约翰•邦戈茨等，1994）。但这些模型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有中国本土学者则依据家庭常住人口以及人口结构等因素来划分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吴兴旺，1999；李敏等，2020）。现有模型一般以新婚夫妇与原生家庭分离且未生育子女为家庭生命周期发展的第一阶段；夫妇生育子女，子女未成年为第二阶段；子女成年但未生育，仍与父母共同居住为第三阶段；子女婚育，三世同堂，孙辈未成年为第四阶段；子女婚育，三世同堂，孙辈已成年为第五阶段；成年子女离家为第六阶段（李敏等，2020）。如此划分周期，至少回应了中国本土乡村家庭发展中的两个问题，一是新家庭的建立并不是从结婚开始，而是始于析产分家（吴兴旺，1999）；二是多代同堂的居住现象。



以此观照抖音之家生命周期发展中的重要节点和事件，得从杨大和娶妻开始说起。在传统时代，普米族有着“父母健在，兄弟不分家”的说法，1949年之后传统的大家庭观念逐步改变，由直系亲属单独组成的小家庭，逐渐代替了由旁系亲属同堂居住组成的大家庭。据1987年统计，兰坪县普米族人平均家庭人口为6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暨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2010：59）。所以，像杨家这样不分家的大家庭，在普米族村已经比较少见。杨大和娶妻是这个家庭历史上的第一件大事，意味着新家庭的组建。自三个儿子成人后，杨家的又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大儿子和三儿子娶妻生子；老二辞公职去创业；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家人聚在一起，老大家趁着等待复工的漫长时间在父母住房旁建起自己的房屋；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老大家的儿子马上要到上幼儿园的年纪，他们商量一家四口要搬去县城生活，这个决定成了家里的第五件大事。虽然大家庭还未分家，但父母、三兄弟各自支配收入、料理各家生活。他们共同构成一个稳定的生活单位，亲子之间、兄弟之间依然存在着责任、义务和情感的关系。因此，二儿子常年在外少有时间归家，不时通过微信转账给母亲补贴家用，村里的人情世故全靠大哥和三弟照应，红白喜事都由两个兄弟带礼。大哥家建房时，全家人也共同投入到建房过程中。这样的大家庭生活，对代际互动的影响就就显得更为显著。



首先，从血缘上看，抖音之家的代际关系既包括亲子关系、叔（伯）侄关系，也包括祖孙关系。不同类型的代际关系，“将家庭成员划分在不同的代际层次上，每个人都有确切的层次位置。这种层次位置是由婚姻血缘关系和每个人在这一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处在不同代际层次上的人有着不同权利义务和角色扮演的要求。”（潘允康，2002：162）抖音之家的亲子关系一方面体现在父母与三个儿子之间，父母对孩子有抚育、提供教育投入、为其完婚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等责任；儿子对父母的责任和义务体现在赡养和延续子嗣。一般情况下，若父母生病，三兄弟共同出钱医治。另一方面，亲子关系还体现在老大老三与各自的小孩之间。两位父亲关心的是小孩的成长以及学校教育的环境和条件，孩子是他们抖音世界里的重头戏。抖音中的亲子关系成为这两对年轻夫妇现实中抚养和照顾子女责任的一种延伸。



祖孙关系依然是亲子关系的延续。无论是杨大和夫妇在大羊村照顾两个儿子的小孩，还是到县城为老大照看家务，客观上都是在为儿子们分担责任。因此，王氏的抖音作品除了山歌内容，其余大多是照顾孙子孙女时与他们一同拍下的合影。当然，叔（伯）侄关系也主要体现在前者对后者的照看，比如大哥建房时，杨虎在外多年，已全然不能适应家中活计的节奏，还不到一两天的时间就喊着腰疼腿疼。杨虎只有乖乖从“前线”退下来帮哥哥、弟弟带孩子，嫂子和弟媳说他是“超级保姆”。正是知晓了这样的背景，我们才能看懂杨虎与母亲为何共同出现在小英的抖音短视频中。2020年的大年初三，王氏和杨虎各怀抱一个小孩坐在院子里，小英用抖音拍下了这个场景。



其次，家庭内同辈份、夫妻和抖音形成一个新的互动整体。与代际关系相对应的非代际关系建立在家庭内同辈份成员之间（王跃生，2010），姻缘关系中的非代际关系以夫妻关系最为重要（王跃生，2010）。抖音之家血缘关系成员中的非代际关系主要体现在三兄弟之间。成人后三兄弟在经济和情感上互帮互助，老二杨虎觉得自己亏欠了大哥，因此在杨林建房时以出钱的方式支持大哥一家，逢年过节也不忘给哥哥的两个孩子包微信红包。在杨林眼中，两个弟弟都没少让他操心，老二辞了公职，但依然寄托了一家人的希望。无论平日有什么矛盾，但有一点始终一致，就是将自己的小家与以父母为中心的大家庭紧紧拴绑在一起。理解了这种情感，我们才能回到抖音之家唯一一个三兄弟同时在场的短视频，真正体会大家庭对他们具有的向心力。当大哥的新房初具雏形时，视频中兄弟三人共同用普米话说着“不比平顶房差！”



在婚姻中，夫妻关系首先是男女间的两性关系。翟学伟从亲密关系的视角将姻缘与爱情视为婚姻生活中两种不同的理想类型（翟学伟，2017）。中国传统的缘分婚姻使得夫妻在处理彼此矛盾时必须顾及家长和亲朋的看法，在此过程中，夫妻双方都培养着诸如退让、回避等自我调节和息事宁人的能力（翟学伟，2017）。杨大和与王氏的结合便是亲朋牵线搭桥的结果，妻子脾气急，丈夫则不紧不慢，几十年下来夫妇俩从没有大声争执过。偶有摩擦，丈夫躲在角落独自生着闷气，谁也不搭理，当然，更不可能指望夫妻俩在旁人表达亲密和爱意。因此，这也就能理解王氏的抖音里只有一个短视频涉及到丈夫，含蓄地诠释着他们夫妻关系的状态。与之不同，杨林夫妇与杨树夫妇，都经历了相识、相知、相爱的自由恋爱过程，属于典型的爱情婚姻类型，两对年轻夫妇从不吝啬将爱通过抖音表达出来。



婚姻契约并非只有夫妻关系一种，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相互联结和依存。其中夫妻关系以亲子关系为前提，亲子关系与夫妻关系为必要条件，就如三角形的三边，不可或缺（费孝通，1981）。抖音之家里的夫妻关系也和传统的中国家庭一样，有着共同向儿女负责的合作关系。两对小夫妻愿意为孩子吃更多的苦，就像他们在抖音中的“宣誓”一样。小英运用女儿们的照片合集表达她的心情：“你我没有刻骨铭心的爱情，但却有两枚小可爱。”阿梅的抖音里也有类似的表达，看着视频里讨人喜欢的小女儿，阿梅写下：“哪个女人不是因为孩子而忍耐一切？”



在抖音之家中，家庭成员的出场与离去、角色和位置的转变、亲属关系的变更等都不同程度上改变着家庭结构的模式，从而让家庭生活处于不断变动的过程中。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在讨论中形成了许多关于家庭生活变迁的不同观点，但无论站在何种角度观照家庭生活，都不可避免地遇到以下问题：家庭是干什么的？家庭如何与其他群体相联系？（大卫•切尔，2005）这些问题不仅关注家庭的结构和功能，还关注它作为一种社会群体与外界发生的关联。

2、村落文化结构与抖音之家的独特形态



在面对家庭生活的一系列变化和态度上，抖音之家又会受到来自民族和村落社会的影响，抖音的使用和实践，不能忽视这样的基础和环境。在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的视野中，工业化的进程使得西方社会的传统家庭经历了扩大家庭瓦解和向夫妇式家庭制度变化的共同趋势和过程（唐灿，2010），结果是独立于家庭以外亲属关系网的核心家庭大量涌现（彭希哲、胡湛，2015）。这样的观点在中国家庭研究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唐灿，2010）。但也有学者认为，并非全世界的所有民族、种族、文化的国家和地区都会经历这样的发展阶段和历程[6]。相反，对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家庭的演进和发生的变更方式的探讨（加里•斯坦利•贝克尔，2005）提醒研究者，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家庭生活和家庭成员可选择的生活方式存在多样性。比如在中国，即便是核心家庭也“不得不从其亲属网络中获取源源不断的支持，其家庭功能的完成呈现网络化的特征……”（彭希哲、胡湛，2015）这提醒我们，城市化的进程纵然使得大羊普米族村这样的传统村落、家庭和人与外界有着更多的交换，但我们讨论家庭作为一种分析抖音技术的情境依然离不所处的村落的社会与文化结构。



调研中发现，重要的节日成为凝聚家庭成员的节点，这不仅是家庭和亲缘关系延续的方式，也是家族与村落、族群文化关系的延伸。



七月半作为普米族三大节气（春节、清明、七月半）中最为隆重的一个节气，是家庭成员和家族祖先连接的重要节日。节日为期三天，农历七月十二日接祖神归家，十三日让祖神在家休息一天，十四日送出门（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暨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2010：333）。七月半之际，无论多忙，在外地的年轻人都要赶回家中，村里年轻人的朋友圈也开始热闹起来。村民红秀发布奶奶的遗照：“七月半，想念我的亲奶奶”。阳山一个小伙子发布抖音：“普米老人辞故，众亲送行”。抖音之家的成员也要赶在节日前回来，家里所有的男人得去村里别家帮忙，大嫂则回了娘家帮忙。杨树、杨林也出现在村民发布的抖音中，众人抬桌子，喝黄酒，送老人。七月半过后，家庭成员又“各归其位”。虽是一个紧密独立的家庭，但是大家都深深知道，自己和村落其他家族、村民都不可分割。因此，即便习俗和礼仪繁杂扰人，大家也无法免俗，因为他们共享着普米族的传统文化和村落的共同价值信仰。人们在乡村和城市流动穿行，抖音之家快速离合聚散，构成家庭演进中的一种特殊形态。



对抖音使用的分析，将其纳入影像背后的家庭故事、亲属关系、村落文化结构后就会发现，抖音及其作品让我们看到个体是如何回应和理解每一次亲属关系及家庭结构的变动，家庭生活怎样将抖音中那些零散的个体和家庭、村落片段缝合与串联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亲属关系缩影的抖音深深嵌入到了家庭和村落结构之中。



3、社会转型、家庭结构变动与抖音生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变让中国家庭的整个形貌也被“重新刻画”（彭希哲，胡湛，2015）。对此，大量论述广泛涉及家庭政策（胡湛、彭希哲，2012；李树茁、王欢，2016；吕青，2013）、代际关系（石金群，2016；王跃生，2011）、夫妻关系（龚维斌，1999）、家庭策略（樊欢欢，2000；麻国庆，2016）、家庭结构（王跃生，2013；唐灿，2005）、居住形式（王会、狄金华，2011）等方面的研究议题。尽管研究视角各异，但城乡流动的背景始终是学者们讨论当今中国农村家庭变迁的语境。在普米族大羊村，祖辈们“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殷海涛，1989：66）的生存法则与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改变。去城里打工成为不少大羊青年谋生立命的新选择。或许，他们尚未对自己未来的打工生活形成清晰的规划，但做出离家的选择并非偶然，这是对当今城乡流动大潮的普遍回应，在这点上，抖音之家的三个儿子概莫能外。



老大家的儿子马上要到上幼儿园的年纪，年轻人对后一代的培养和父辈已经有了很大差异，为了给孩子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他们一家四口决定要搬去县城生活。老大先行前往兰坪寻求就业机会和经济来源，一旦站稳脚跟就把父母妻儿接至县城，从而建立一个临时的迁移家庭。为了两个小女儿的未来，老三和媳妇也没有闲着，丈夫不断往返于大理、兰坪、大羊之间寻求赚钱的机会，而媳妇小英也想方设法在微商经营中有所突破，甚至不放过在村落周边打零工的机会。老二辞去公职到外地闯荡后，一直承载着全家人的希望，他的人生理想除了事业的成功，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身体健康。在他看来，带双亲去大一点的城市看病、旅游、爬山、给父亲买智能手机就是他能做到的最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



兄弟三人在城乡流动下的每一次微小的选择，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抖音之家家庭结构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都悉数施加在抖音短视频的生产之中。按照大羊村的风俗，父母一般都要和小儿子生活在一起。虽然杨大和夫妇暂时随老大一家搬到县城，但大羊村的家还是“根据地”，未来年节团聚和生活还得倚赖于此。小儿子一家就必须接过担子，因此，三儿子外出赚钱养家的时候，照看家的事务就悉数转移到了儿媳小英的身上。



亲属关系和家庭结构方面的变动集中反映在阿梅和小英陪伴孩子的影像中。尽管两人都习惯在抖音里表达亲子时光，但具体行为却相差甚远，阿梅的亲子自拍多以自我生活为中心，孩子大多是她拍摄活动的背景或点缀。当然，除了性格使然，更关键的是阿梅有闲心和功夫去仔细雕琢每一次的拍摄，婆婆正为她分担着照顾小孩的责任。阿英则不同，孩子始终是拍摄的重心。小英也曾和家中男性一样，在城里有一份工作。那时，虽然有婆婆帮忙带孩子，可小英的心里却承受着与孩子们分别的煎熬。她在一段抖音作品的文字说明里吐露了心声，“原谅妈妈没本事，不打工就养不起你，打工又不能抱你们。真的希望可以天天陪在你们身边。”她将自己和孩子们的故事放在农村留守儿童的在线话题里，最终以数码的形式汇入庞大的互联网之流中。如今，不能再外出打工的小英虽然可以培养在孩子身边，但心里也并没有好受一些。待两个女儿沉睡，小英看着冷清的院落，她打开抖音自拍了一段视频：“为了不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我成了留守妇女”。这些伴随着抖音影像和音效浮现出的文字更像是她面对家庭生活和结构的变化而在抖音中无奈的回应，里面有着小英需要承担家庭责任与向往外出打工之间的矛盾。为了排解这种烦闷，微商成为小英最合适的选择和寄托，经过小英的剪辑，那些微商广告不仅仅是宣传工具，更像她心底的呐喊。她在广告视频的画面中加入文字：“女人，还是得靠自己！”



在社会转型和流动加剧的时代里，个人和家庭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变得更为频繁和多样。但是，这种冲突也并非时时以激烈的行为和选择展现，那些抖音里的个体生存境遇，尤其是当个体发展和追求在与家庭生活、自我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发生碰撞甚至冲突的时候，现实生活可能无法如愿。对于我们所研究的这个个案而言，人们通过抖音，能将这种个人情感的表达、个体与家庭之间关系的矛盾、权衡等现实问题一一展现，这或许也是媒介与家庭生活互嵌的一种新的表达形式。



四、结  论


本文的讨论，旨在提供一个鲜活的中国社会本土实践个案，分析家庭与社交媒体的互动。研究并非停留在概念层面的家庭的分析，而是回到家庭生活场景和内部成员及互动的层面，将家庭不同演进阶段中的家庭关系、成员的应对策略、人生选择与抖音使用的行为、内容表达等关联起来进行研究。在此过程中，我们将家庭作为探究新媒介技术的一个重要分析视角，立足于家庭中亲子、夫妻、亲属等复杂关系，呈现每位个体的出场、家庭内外的大事件，家庭成员的角色及其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这样的分析视角，是将抖音短视频的拍摄与发布放回特定的家庭生活及其成员的生存境遇中去理解的过程，这在以往对家庭和媒介技术的研究中较为鲜见。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发现家庭和抖音的互嵌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个体在抖音上展现的亲属形象、家庭生活片段是现实家庭关系和结构的缩影。个体将各自的家庭角色以及对它作出的理解放入抖音制作的过程，就像个人一刻不停地将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旅行和生活所获得的经历和体验，搬运到与自己关系最密切的、能够“直接操纵的日常生活领域”（彼得•伯克、托马斯•卢克曼，2019：31）。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崛起，抖音之家的成员更容易把自己整个社会的、文化的、个体的身份如同行李一样带进媒介使用的过程里（简•梵•迪克，2014）。从这个角度说，抖音对于携带着家庭生活印记和基因的成员来说，其意义首先在于每一次的技术运用都投注了个人生活经验与情感体验的历程。抖音之家娴熟地运用新媒体技术创造自己的生活世界，让抖音成为个体和家庭生活的副本。



二是现实中的亲属关系还在抖音中延伸出新的互动形式，如线上亲密关系、亲子互动模式等。但需要注意的是，只有事先了解了现实中家庭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家庭结构的不断变动，才能理解不同的家庭成员如何在抖音拍摄中使用背景、输入文字内容以及选择的相关技术道具。对抖音技术的使用成为家庭成员完成亲子互动可倚借的一种手段。从这个意义上看，“数字时代亲子关系的好坏，并不仅仅取决于新媒介能力，而更多取决于关系双方在数字社会结构中表现出的能动性。”（朱丽丽、李灵琳，2017）



通过本研究，我们认为，家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抖音使用的环境，同时也为我们理解新媒体技术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如果将抖音和微信等社交媒体相比，微信更像一个人的自我欣赏，是“建构虚拟身份的典型社交媒体”（陈秋心、胡泳，2020），相比较，抖音“更像是一个集纳日常生活戏剧性的剧场”（陈秋心、胡泳，2020）。对于共处于家庭空间的成员来说，这些瞬时而真实的场景是大家乐于共享和极易体验到的，这让抖音的使用在家庭这个空间中显得顺理成章。从家庭生活与抖音的互动研究中，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媒介在安排家庭生活，在创造新的亲密情感和亲子关系等层面所发挥出来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对于本研究来说，抖音之家的分析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不同家庭演进阶段的家庭关系、策略、选择的变化如何影响抖音使用的行为和内容；另一方面，抖音技术如何通过与包括家庭在内的其他社会单元和要素的互动勾勒出抖音之家成员在迁移过程中的生活处境。这为探讨家在新的时间和空间,在新的技术介入家庭生活与日常的背景下所展示出来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议题和领域。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来源：民俗学论坛公众号  2022-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