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礼”与旧俗的对峙：民国时期废历运动宣传策略误区及其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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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新礼”与旧俗的对峙：民国时期废历运动宣传策略误区及其阐释

摘要

民国初年，阴阳合历造成历法运行的淆乱和舆论的不满。南京国民政府形式统一全国后，致力于历法改革，将阳历上升为国历，禁止国民使用阴历 ，积极推动改历运动或废历运动。但源于对政府权威的过分自信，在国历推行过程中，宣传策略上存在过于突出改历的政治意义、采用对立思维看待阴历、对阴历进行污名化宣传、对遵行阴历者进行道德审视等重大失误，将“新礼”与旧俗割裂，以礼代俗，导致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二元对立，甚至是暴力冲突。而对传统习俗的强大软控力缺乏认知，对民意缺乏尊重，其内部也不断产生分歧和分化，废历运动最终不得不归于失败。

关键词

民国时期；废历运动；国历；宣传策略；传统习俗

一、引言

民国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西学东渐思潮裹挟下，中国传统社会急剧变迁，中西文化冲突、交融与涵化现象加剧。自古以来，“改正朔”问题因其重要政治象征寓意，往往成为新政权优先考虑的重大国策之一。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甫一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便于次日正式通电各省改用阳历，“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但此时并没有废止阴历，而是阴阳合历。由于阴阳合历造成历法运行的淆乱和舆论不满，南京国民政府形式统一全国后，便进一步强化历改工作，将阳历上升为“国历”，禁止国民过旧历新年，引发了一场全面废止阴历的旷日持久的废历运动。但因为阴历不仅仅是一套计时系统，同时也是几千年传统习俗的载体，常年积习沉淀，已经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废历运动并没有取得如期的成效，广大民众对旧历情有独钟，导致民国时期呈现阴阳合历、新新年与旧新年并行、“阴盛阳衰”等现象，废历运动遭遇始未料及的重大困局，最后不得不以妥协于民间习俗而告终。在这场废历运动中，国民政府视阴历为封建迷信的代名词，将传统习俗看成阻碍文明发展的绊脚石，对西历不加选择照搬过来，并作为政令强制推行。尽管中国历代统治者尊崇“以礼化俗”，但其礼必本于俗、源于俗，是生活习俗的凝练和制度化。“礼也者，非从天降，非从地出，因人情而为之者也。人情者何？习惯是也。”这种脱离中国乡土社会语境的舶来品之“新礼”，凌驾于习俗之上，必然遭致普通民众的心理抵制，使“新礼”与旧俗形成对垒。对国民政府来说，这是一场虚妄的、无形的、也必然失败的对垒，尽管“新礼”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作支撑，遵从旧俗的只是普通百姓，但习俗深植于广大民众的心灵土壤，其坚韧性、持久性、渗透性更强，在这场自戕式的消耗战中，废历运动最终惨淡落幕。

对于民国时期的废历运动，研究成果比较丰硕，左玉河、湛晓白两位用力尤勤，前者关注历法制度的演变及废历运动中官方与民间“二元社会”的对峙，后者关注科技史和文化史中改历风潮、知识分子阳历认知及《中华民国生活历》对废历运动的价值纠偏，张志明关注近代历法曲折演进，吴燕关注报刊杂志对“废历”概念的建构，王桂妹关注以《新青年》为阵地的知识精英的“过年”言论及行为，方潇关注中国传统历法的艰难转型，吕文浩关注知识分子对废历运动的态度及废历运动对其生活方式的影响，刘力关注政令与民俗的关系，许冠亭关注上海总商会这样一个重要商业社团组织在推行国历运动中的妥协与抗争，等等。当然，尽管围绕民国废历运动相关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仍然存在研究的薄弱点，如官商报刊杂志的宣传策略及其对废历运动的影响，学界关注并不多，因此，笔者拟从废历宣传策略误区的角度来探讨民国政府废历运动失败的深层原因，并立足民间来分析民俗对政令推行的抵制、消解作用，以期为学界持续深入研究此问题提供一个参考维度。

二、深陷虚妄之阵：民国时期废历宣传之误区

民国建立前夕，孙中山意识到“崇正朔”的重大意义，具有超前的政治敏锐性，认为改用阳历，是革命成功后向世界文明各国看齐的第一件重大改革，但即便如此重要，因习惯、习俗的强大软控力，其主张在高层内部也未能达成一致。阴历辛亥十一月初八日，马君武、王有兰、王竹怀等代表赴沪迎接海外归来的孙中山，孙即提出此倡议，其他同人对此甚有疑虑，“此问题关系甚大，因中国用阴历，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习惯，如毫无准备，骤然改用，必多窒碍，似宜慎重”。翌日返宁的代表在代表会上报告了与孙中山的接洽经过，谈到改历问题，亦争辩甚烈，“于改用阳历一节，主张暂时不改者为多，辩论甚久，莫衷一是”，在马君武强调孙中山对此事持态度坚决时，才勉强获得通过。但最后经参议院讨论，再一次“打折扣”，通过了贯穿民国始终也是历改“病源”所系的阴阳合历的历法，相关内容有四条：“一、由政府于阴历十二月前制定历书，颁发各省。二、新旧二历并存。三、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四、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对历改事宜，不仅中央政权内部有分歧，地方政府更是消极对待。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不久，广西来宾县县长何永福、士绅翟富文便以“中西风俗，历史迥异，改从阳历，关系国粹农时”为借口，对之推诿搪塞。银行、商会也以阴历除夕为结算日期对改用阳历有所迟疑。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虽然发布公告遵行南京临时政府期间推行的阳历，并发布《临时大总统命令》，但落款则阴阳历年月并署，这种遵行阳历而不废阴历的举措，导致社会上下层的分歧，形成了历法问题上的“二元社会”格局。在此问题上，有人借“官国”、“民国”来批评此种奇异现象，《大公报》评论道：“今年之新年，只可谓官国二年，不当谓民国二年，以庆贺者只有官场，于人民无与也。”

南京国民政府形式统一全国后，为继承总理遗志，彰显政府权威，1928年即推行“废除旧历、推行国历”的运动，将阴历视为禁止的“废历”，而将阳历提升为“国历”。但在推行过程中，仍然困难重重，“对于国历，除官厅照例表示遵行外，一般社会，几不知国历为何事”，这极大地刺激了国民政府，挑战了政府权威，以致于在推行过程中采取了不少过激行为。在废历运动中，政府无形中自我构建了一个虚妄之阵，将官方与民间置于“对垒”的态势，尽管国民政府掌握权力，可以依靠强制力量一时压制下层群众的行为，但赓续几千年的传统习俗，其运行惯力极为强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会将沦陷的“阵地”不断收复，如同一个弹簧，压得越紧，反弹得力量就越大。因此，直到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倾覆，废历运动也没有取得如期的成效，也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笔者认为，这和国民政府主导下的宣传策略紧密相关，报刊杂志在宣传中存在明显的误区，主要问题有：
（一）过于突出改历的政治意义
民国初创，孙中山推行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阳历，实为革故鼎新、除旧布新、吐故纳新的重要措施。孙中山一贯主张学习外国长处，尤其是科学技术，注重“国际互助之益”、“去人之长，以补己之短”，但相对于其他方面，他更强调改历的政治意义。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刚从海外抵沪和马君武、王有兰等代表讨论国家政体时，便强调改历为革命成功后第一件最重大的改革，“从前换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现在推倒专制政体，改建共和，与从前换朝代不同，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无疑，他将政治革命的重大变革意义同样赋予在历法变革上，但是历法不仅仅是朝代更替“改正朔”的载体，它更是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西方盛行的阳历，是一套全新的历法系统，在中国没有历史根基和群众基础，其变革完全超越了历法本身的意义，因此这个过程必然是缓慢的，需要徐徐推进的。“我国既用阳历，迄今十一载，而大多数人民之行用阴历也如故。即改用新历，其不能奏效于一旦也亦意中事。即在欧洲欲推行格力图莱历于英国犹须时一百七十余年，至于希腊俄罗斯虽至欧战以前，仍用泰西旧历（即裘良历）。先入为主，中外如同一辙也。”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认为改用阳历不能奏效是“意中事”，欧洲各国推进历改都是一个缓慢过程。至北洋政府时期，在遵行阳历的同时亦不废除阴历，实际上仍是奉行阴阳合历，这种双重历法可以被视为是历改的过渡阶段，但由于历法运行的淆乱，媒体则从政治高度对之大加鞭挞，《大公报》甚至抨击此为“国耻”，“本国国民不知奉本国之正朔，其为国耻尤大也”。
南京国民政府形式统一全国后，打着继承总理遗志的旗号，大张旗鼓开展废历运动，将废历与帝王专制思想联系起来。1928年《中央周报》发布了《实行国历宣传大纲》，在总结国历的优点和实行国历便利的基础上，分析了实行国历的影响，其中之一即是“绝灭帝王专制思想”，“旧历之元旦，即满清所奉之正朔，庆祝旧历的元旦，何异为帝制运动开拥护大会？……并且圣世王朝所举行之‘元宵闹灯’、“立春打牛”，种种无谓的迷信举动，仍在社会中普遍的流行……采用新历，可以绝灭帝王专制思想，而为民国加一重保障也”。作为中央党报发布的推行全国的一个大纲，竟将‘元宵闹灯’、“立春打牛”等传统习俗一概贬斥为迷信举动，无疑过于轻率、粗率，对传统习俗缺乏基本的尊重和认知。大纲在最后呼吁广大民众“敬遵总理遗志普用国历！善用国历，是新中国的曙光！废除不科学的旧历！完成国民革命！”，上升到国民革命的高度来看待改历问题，显然将历改和政治捆绑起来。文章最后列出了15条宣传标语，其标语也反复突出废除旧历的政治意义。“沿用旧历，就是奉行满清的正朔，也就是民国的叛徒！”这种粗暴的政治口号，让人不寒而栗。当然，突出改历的政治意义，将废历与帝王专制思想联系起来进行宣传并不仅仅局限于党报，一般报刊杂志亦然。《现代社会》曾刊载一篇《废历不废》的评论，作者态度更为激进，直接批评当局废历不彻底，“既要废除，就应该废除个彻底。譬如一九一一年的革命，目的在推倒清廷，但是打倒了宣统并不能就说是达到了革命的目的，进一步，必须把清政府的一切政制及其他含有封建意味的附属品都全盘推翻才行，不如此便不得谓之革命。当局要废止阴历，自然是件值得称赞的事，然而要废止，就得从根本做起，阴历固然从此不得再用，关于阴历过年时的许多无意识的举动，也应该连带地一扫而光。但是，事实竟不然。当局的目的只要从阴历搬到国历便为满足，好像宣统虽然跑了，后来的大总统们的民主政府仍不妨袭用宣统的老套”。在作者看来，阴历是清王朝的附属品，历改要从根本做起，就得将阴历等“一扫而光”，否则就是不革命。


当然，还有的宣传更为出格，将节日行为上升为政治审判，将老百姓看成是“反革命”，“可是，事实并不这样，政府机构虽废，那反革命的老百姓不管一切，依然偷私的依然是爆竹一声，桃符万户。虽然没有人在文字上反对，但私人谈话，无不怨政府为多事者，此反革命之见解，却非忠顺民众所应有。”《民国日报》一位署名“仲雍”的作者，更是提出“社会沿用废历，实是中华民国的叛贼”的观点，这种宣传无疑太过火，超出了应有的界线。
（二）采用对立思维看待阴历
“自20 世纪初年帝制的倾覆，到20世纪20年代北伐成功建立南京国民政府，‘革命’与‘进步’成为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叙事线索。在这一背景下，处于‘革命’与‘进步’对立面的‘守旧’观念与行为以及亟待革除的社会陋习因此成为这一叙事线索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在“革命”与“进步”高扬的语境中，所有远离“革命”与“进步”的东西都将被视为国民革命的阻扰或前进的障碍物，对立思维在宣传中尤为凸显。民国时期报刊杂志一般都将阴历视为旧的、过时的，这种定位源自孙中山。对待阴历，孙中山终其一生都没有摆脱“崇正朔”的理念，十分注重推行新历的政治意义和革命意义。而这种“崇正朔”的理念及推行新历的意义又融入了西方进化论思想，将阳历和阴历、新新年和旧新年看成是二元对立的，阳历、阴历分别归属于共和国家和专制国家，赋予历法以政治附属品属性，这种对立思维对废历运动的推进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甚崇尚阴历新年，对于阳历新年反淡然漠视焉。须知阴历新年与阳历新年有分别，其分别安在？即新旧之分别也。民国十一年来，人民尚崇尚旧新年，不注重新新年者，是尚未能脱离旧观念，未能脱离旧思想者也。国家进化由野蛮而进于文明。人类亦然，由无知识而进于有知识，脱离旧观念，发生新观念，脱离旧思想，发生新思想。诸君今日当打破旧观念、旧思想，发生新观念、新思想。新新年为民国的新[新]年，为共和国家的新年；旧新年为君主时代的新年，为专制国家的新年。”《民友月报》一篇文章，便承继或沿用了孙中山对于阴历阳历的观点，“这个阴历，就是专制时代的帝王，要人民崇拜他而行的一种日历，所以这种日历既然陈旧，而且是一种专制时代的日历。吾们共和时代的民众，如果用专制时代的日历，便是放弃共和人民的资格，过专制时代的日历的新年，便是人民放弃享受国民的权利的新年”。为了突出过阳历新年的意义，作者将阴历看成是陈旧的、专制时代的产物，是和阳历、与共和直接对立的，非此即彼，两者之间无法调和。
（三）对阴历进行污名化宣传
为更好推动改历，官商报刊杂志往往用污名化的宣传手段，将阴历乃至一般习俗和迷信、赌博、浪费等陋习捆绑起来。“许多不良的风俗习惯，是寄生在废历年的，最显著的事实如迎神赛会，演戏酬神等等，都是与废历有密切关系的；就是许多建设事业，也都是因为民众们狃于废历的恶习而不容进展……我们是中国人，应该大家一致的使用阳历打倒阴历。”在宣传中，有时将阴历和迷信直接对接起来，在《实行国历宣传大纲》的宣传标语中，有好几条标语都是直指阴历的迷信属性，如“旧历是一本阴阳五行的类书，迷信日程的会典，我们要破除迷信，就要废除旧历，实行国历！”“迷信是国民革命进程上的障碍物，旧历是迷信的参谋本部，我们要完成革命的工作，就要废除旧历，实行国历！”等等。知识阶层并没有深入分析神灵祭祀出现的原因，也没有辩证看待其价值，而是直接将旧历视为迷信的载体。“中国旧历上，不但有迷信的节气——神佛的诞辰……我国的旧历，不但是一种不科学的不准确的历法，并因是一本阴阳五行的类书，迷信日程的会典。”在宣传中，阴历还被认为是赌博的载体，“在废历新年中，赌风之盛，已成普遍的现象……在现在训政开始，建设方殷，这种障碍社会进化的赌风，若不及时取缔，的确是革命社会的污点，人类生活上的危险品”。禁赌自然是好事，但和阴历并不存在什么必然的联系。废历还被认为是迷信衍生的温床，因而民间信仰活动也为上层社会所指摘，并被视为违法之举。玉田县因为执行查禁废历不力，被严厉批评，“即以印刷违反国历及引导迷信之门神灵什一项，未能切实查禁……引导迷信之印刷品、如财神像、天地纸、大金灶、门神、勾子手等，虚无缥缈之纸像、在各处卖、实不啻提倡迷信之的鹄，据以上之考查，倘不严加禁止，难收国历推行之效果，更难期迷信之破除”。不仅仅迷信被视为阴历的“罪恶”，广大民众及其旧历年消费活动也被看成是一个重大污点。“过年是庄户人家一年最快活的时候……变成敬鬼拜魔的日子，每年在这上面花的冤枉钱简直没有数，有的人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甘心把用血汗赚来的几个钱，花在烧香烧制上，您说又多么无意思！”此种说法虽有一定意义，因为广大民众生活在乱世，生活很清苦，确实应当将有限的钱花在改善生活上，但民间为什么热衷烧香烧纸祭拜神灵，只能求之于信俗。无疑，社会动荡，战争频仍，老百姓经历太多的黑暗、苦难，礼尤其是“新礼”太远，缺少人情温度，只能祈之于神灵，以求得心理的慰藉。对于传统中元节的祭祀，报刊杂志往往忽略其社会、文化、精神价值，却只看到了其浪费。“每年此月不知浪费金钱多少……对于看不见摸不着于我们的生活又是丝毫没有关系的鬼，每年的却化这么多的钱去孝敬他，实在是太不值得了”相关的文章还有《节省新年中的浪费》《节约春节中的一切浪费之商榷》《提倡正当娱乐》等。

“在废除旧历运动中，西历被定为‘国历’，而旧历则被称为‘废历’；同时，在当时以‘革命’与‘进步’为线索的社会情境之下，‘废历’还被附载了不属于它的内容和意义，使之与‘废历’成为一体，从而实现对旧历的污名化。”这种污名化显然并没有多少合理性，因为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经过一年的辛劳，过年是他们难得的休息时间，且这个时段符合自然的节气，属于冬末万物凋敝的阶段，过年热闹热闹，实是一种心灵慰藉，是祈求除旧迎新、万象更新，期望来年有一个好收成，来年生活更有盼头。

（四）对遵行废历者进行道德审视

民国时期废历运动，政府为先导，学界、商家紧随其后，而广大民众却无动于衷，署名为“秀”的作者对此甚为鄙视，“惟愚夫愚妇，以旧历为数千年之古例，而不稍思其利弊，即晓以大义，亦不能医其顽固之头脑，而使之深信无疑也。故上行下效之言，非对于愚夫愚妇言之也”。在极度诋毁一番之后，作者用商鞅变法的事例，说明只有通过严刑峻法才能让人民畏法，并推动顽固头脑更新，由此，他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故今日欲行新历而废旧历，非以刑罚不为功。若对于敢行旧历者，始则劝导，中则责罚，中则严刑。不贪利，不徇私，赏罚分明，上下一体，如是岂有尚敢行旧历者乎。夫蚂蚁尚且贪生，而况人类，岂忍因此小举而丧生命乎”。作者赞同严刑峻法惩罚遵循废历的民众，这显然是滥施淫威的过激主张，因为遵行国历与否，属于民众的生活行为，并非违法行为，以礼代俗乃至以法祛俗，则只能适得其反。对于提倡国历的宣传，还有的作者往往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站在启发民智的立场，视广大民众为被拯救被改造的对象，对其进行道德审视，“须知破除废历便是参加国民革命的一种工作，你们都是很革命的爱国民众，定能接受我这个公告，我很希望你们坚决地联合起来！将专制时代遗留下的障碍物——废历——依然丢去！大家都从今日起，一致去实行国历，才不愧为中华民国的国民！”也有心平气和的“交流”，要广大民众站在国家立场出发看待国历问题，对其进行道德捆绑，“我们都只要自己息心静气地问问良心，我们做国民的太惭愧了。自己的国家建设后已有十二年的历史，可是我们做国民的连‘国历’都还不能普遍地采用，未免太可耻了。”

    当然，这种道德审视或道德捆绑，需要从源头抓起，故而有些作者开始从小孩子的教育上做文章，“但是如果是一个有志气的小朋友，一个真正爱国的小朋友，他一定不要过这个无耻的废历新年……所以，小朋友呀……同时你们再进一步联合同学一块出去宣传，使大家知道国历新年是真正的新年，废历新年的存在是一种耻辱”。要求小朋友们在旧历新年时像平常一样读书作事，否则贪图一回欢乐，那是没有出息的坏孩子的行为。其用心可谓良苦，但显然并非妥当合理的宣传方式。
改历问题本来属于长久的事业，且属于广大民众生活方式，只能通过教育的手段，但官商报刊杂志采取了各种矫枉过正的手段，将广大民众置于被改造被审判的地位，而且更为过火的是，在实际行动中，地方政府以法祛俗，动用国家机器强制人们遵从“新礼”，在旧历新年期间有的地方还出现了警察在茶寮酒肆搜查、撕老百姓门上对联、拘捕贩卖旧历小贩等阻止人们过年的过激行为。无疑，国民政府废历运动中的过激行为，客观上加剧了礼俗冲突、社会对立，导致了历法问题上“二元社会”的形成，使上层社会（采用阳历）——政府机关、学校、民众团体、报馆等和下层民众（沿用阴历）——广大的农民、城市商民等形成对峙，但这又是一个虚妄的无形之阵，表面上是上层社会与下层民众的对垒，但实际上是“新礼”与传统积习的真正较量。以国民政府为代表的上层社会，以礼代俗，以礼摒俗，乃至以法祛俗，造成礼俗的分裂、冲突。“新礼”在经历了一次次自戕式“搏杀”后，才发现传统习俗虽貌似软弱但其实很强大，于是怅然、茫然，不得不败下阵来，因为面对循规蹈矩的巨大暗流，面对积淀几千年的传统习俗，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显得刚硬有余而韧性不足。

三、正视古旧之俗：国民政府废历运动困局的反思

宣传是一场无硝烟的战争，宣传策略欠妥或宣传失误，将直接降低或消释宣传成效，影响宣传主体的公信力或权威力。民国时期的废历运动，国民政府将“新礼”与旧俗对立，构建一个虚妄之阵，上层社会、“新礼”冲锋陷阵，左奔右突，在一场被淹没的战争中进退维谷，自戕消耗，面对自我构建的软弱却又强大的“敌人”，疲敝不堪，最后不了了之，废历运动以失败告终。

这场废历运动，是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较量，也可以说是大传统与小传统相互影响的一个有力例证。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认为：“在某一种文明里面，总会存在着两个传统；其一是由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来的一种大传统，其二是一个由为数很大的、基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小传统。”他认为两个传统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存在冲突、共处和互动等关系，大传统被公认为更先进，具有权威性，而小传统是被官方忽略的，但是两者关系又是互动的，“那些大传统在它们各自进化的过程中一直在影响着它们各自的社会，同时也一直被数以千百万计的小小老百姓的思想和行动所影响着”。民国时期废历运动，虽然政府可以动用行政力量，禁止底层民众遵行阴历，但这种强制力量看似强大，面对千年积淀的民俗力量，在与古旧之俗的较量中，往往会“无的放矢”，找不到准确的打击目标，而在这种持久的对峙或消耗中，政府不得不妥协。“由于政府利用行政势力强行推行，往往会收到短期的成效，但却无法持久，因为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必然受到社会下层的消极抵制。下层民众传统习惯的强大与顽固，往往超出当政者的想象，它对上层社会的影响是无形的、持久的、深厚的，经常会迫使社会上层逐渐改变激进行为，采取妥协与调适的态度。”也就是说上层社会通过行政力量对下层社会的影响是短暂的、表层的和强制性的，而下层社会通过民俗对上层社会的影响则是持久的、深刻的和潜移默化的。

国民政府的废历运动，力度可以说是非常大，在执行过程中甚至采取了强制的手段。以上海为例，上海特别市各级政府部门对使用废历、过废历年的行为执行得更为苛刻和粗暴，早在1914年，上海就出现过在茶寮酒肆搜检过旧历年的过激行为，“虽然，吾上海人果能保其旧历之气象者，则尤大佳。何言之，高昌庙之特别戒备，旧日无此气象也。茶寮酒肆之逢人搜检，旧日亦无此气象也。抚今思昔，感慨更何如耶”。1929年上海国粹书局因为印售不符合“规定”的废历被严查，“乃查上海国粹一局，竟印售二百年阴阳历对照全书，藉资牟利，又有未标明发行书局之‘民众日用百年国历便览’一书，内容系将废历揭载于国历之下，而诡称为便利国民检查以前之废历，希图避免查禁，用心狡猾，殊为可恶。此两种历书，一则公然将废历与国历并列，一则暗示人以阴历之可查，均系为废历作留传之资料，实属有碍国历之推行，亟应严行查禁，以重国历”。为此，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勒令其交出全部未销售之书，“交部焚毁”，在查禁过程中，党部派袁某前往处理，彼此发生了冲突，袁某被打伤，付诸诉讼解决，最后国粹书局负责人沈某被判罚洋元六十五元。作者针对此事件，写了一首诗《国历讼》，针砭态度鲜明，“多财善贾瘦腰郎，翻版重刊国历忙。只恐阴阳都倒罡，不辞犯法讨当堂。”在新闸大通路汤云记、北成都路琨昌印刷所、南成都路斐章书局等也被查到废历，“勒令汤阿根等三人，各处罚金十五元，废历没收”。当然，在废历过程中还有更激烈的暴力冲突，“国民政府以废除旧历来推行国历的种种举措，便引起了官民的严重对立甚至冲突，出现了警察上街驱赶而民众奋起反抗等恶性暴力事件”。这种暴力冲突并非是偶然事件，如浙江省就因废历新正期间禁赌等原因导致多起暴力冲突，“百官……百官警局，因捉赌将路工一人拘去……速向上虞县交涉，从速释放，免误路务。临平……警局拿获赌徒十余人，余众乃将警所包围……遂迁怒该地第六区党部三分部，致将办公室全部器具，及总理遗像党国旗捣毁一空，其附设机关亦被捣毁，综计损失在二千元以上……硖石……硖石警察分所，亦以禁赌事与民众其冲突，分所致被捣毁……王店。各地警察与民众冲突，大多轻伤，惟王店十一日民警冲突时，有商民两人，当场被警察殴毙，警察受伤者亦甚多，双方具有六七百人，剧斗不息，嗣由嘉兴县警局派警一排，到场弹压，方行逃窜”。分属于浙江绍兴、杭州、海宁、嘉兴的百官警局、临平警所、硖石警察分所、王店警所等都发生了警民冲突，前三者是因为禁赌，后者的原因不明，但后者的冲突更为激烈，人数多达六七百人，死两人，伤者众多，这种直接的暴力冲突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废历新正期间禁赌引起，但至少也反映出废历运动遭到较大的抵制，实施成效并不理想。

民俗是广大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传承、共享和创造的生活文化，是经过岁月积淀形成的相对固化的部分，也就是说民俗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建立在广大民众的民俗认同基础上，通过反复性的参与或展演而不断得到强化，从而变成一种潜移默化的软控力，甚至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对广大民众的社会心理、行为产生潜在的持久的影响。“民俗的稳定性是指民俗一旦产生，就会伴随着人们的生产及生活方式长期相对的固定下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只要社会稳定，人们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不发生剧烈变革，民俗文化的稳定性就会越强。民俗文化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只要经济基础不变，即便是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民俗文化仍然具有稳定性。”当然，这种稳定性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不变的基础上。“民俗文化的传承，常常受到传统观念的制约，社会变革如果不和观念的变革结合起来，民俗文化也不会失去传承的思想基础。”民俗的这种稳定性，受传统观念制约，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其变化往往呈现对立的两个维度，即一方面它可以成为社会稳定的潜在维护力量，另一方面它又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力量。民国时期的废历运动，这种稳定性的呈现则表现为后者，成为阻扰社会变革的障碍物，上层社会尤其是国民政府在虚妄之阵中往来搏杀，精力充沛，洋溢着膨胀的革命理想，不断左突右奔、前冲后突，革命锐气势不可挡，在气势上威猛逼人，但面对巨大的循规蹈矩之心理暗流，面对积淀千年而亘古流动的民俗文化，上层社会不得不败下阵来。“一国之习惯，积数千年之政教之历史之风俗而成者也。事既成为习惯，即如第二之天性，虽百变而不能离其宗。”

相比于阳历新年政府、学校、银行等放假点缀外，废历新年期间广大底层民众仍沿袭着传统的习俗，热热闹闹过旧新年，即便很多报纸以背叛革命、愧为国民等言论加以指摘、批判，广大民众依然不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国民政府的“三令五申”亦形同废纸，在厚重的积习面前，似乎是“无的放矢”，挫败感尤为强烈。“尽管政府当局三令五申命老百姓过阳历年，可是本土的中国人是喜欢过土产的阴历年的，即就是把‘阴历’叫做‘废历’也没有用，大多数国民是乐意废物利用的……阳历年节除掉机关学校放三天假外，是与一般国民的实际生活不发生关系的。”对于广大民众来说，阳历新年和农业生产没有任何关系，以为在这个节日放假了人们自然就会热闹庆祝，那只不过是政府的“一厢情愿”。阴历新年才是属于普通民众的新年，虽然社会动荡，生活艰辛，但在厚重积习的惯力下，人们还是乐意用光平时节俭出来的积蓄，张灯结彩，将家里装饰一番，燃放鞭炮，热热闹闹庆贺一番，以祛除心霾，祈祷丰年。在河北，各地阴历新年景象十分热闹，如昌黎，尽管政府禁止迎神赛会、鞭炮燃放等，“言者谆谆，听之藐藐，于除夕后，鞭炮锣鼓之声，不绝于耳，各商户均闭门休息……悬灯结彩，燃放花炮，各处扎彩牌楼”；如古冶，“是日下午有刘家庄范各庄等高跷会、小车会，穿巷过街，热闹异常。观众挤肩磨背，人山人海，眉飞色舞，皆大欢喜。夜间满街灯彩，各门首斗艳竞异，五光十色，游者接踵，直至十时余方散云”。如滦县，在近元宵节时，“乡村鼓乐喧闹，更有应时办理高跷会者”。当然，最不懂世故者，则是公安警察机构，在多个地区均加派警力监督，还频繁出现撤拆老百姓悬挂彩灯的“违景”之举。

国民政府推动历法革新是符合时代趋势的，但急于求成，对民俗缺乏尊重和认知，对其软控力不甚知悉，是导致其废历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与古旧之俗的战斗中，不仅将广大民众推向对立面，就是上层社会内部也不断产生分歧、分化，开始被旧俗所融合、吸纳。在废历新年期间，不少政府机构、银行、学校等也开始放假，假期由一天不断延长到三天、五天等，甚至直接参与到废历新年的庆祝中。署名为“白雪”的作者揭露了上层社会破坏国历推行的这股“逆流”，“有许多人，却因偷偷儿过的废历新年，吃保护治安的警察发觉，立时抓进公安局……小百姓们须吃过新年的官司，但是一班大人先生们，却因居住的是高堂大厦，真所谓侯门如海。保护治安的警察，固然明知他们在屋子里过废历新年，无奈不敢闯进去抓，于是像民间故事般的有两句童谣‘大老爷家里过新年’，‘小百姓局里吃官司’”。上层社会逐步分化，一部分人由严禁过废历年到偷偷过废历年，一方面说明了传统民俗的强大软控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国民政府废历宣传的失误和废历举动的失策，以致于《大公报》也开始反思废历本身的价值，“中国旧历并不悖于科学，且与农田水利经济社会有密切之关系，颇有不容漠视之价值。以农事言，二十四节气为农民所奉之圭臬；以水利言，朔望两弦，为航行所恃之指针；而三大节算帐之制度，尤与中国经济组织有密切关系。中国之社会，一农业社会也。而三大节算帐之制度，即与农业社会有灵敏之呼应”。况且，“中国旧历已沿用数千年，与历史文化之接触甚为密切，若端午、中秋、重阳等令节，小之为神话、为历史，大之则为文化之所系，非可根本抹煞者也”。对于阴历，竺可桢也曾立足中国社会实际客观地分析了其价值。“首先，我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有了二十四节气已能初步把握农时，没有不便的感觉……其次，人民群众从幼年时代朝夕所企望而富有诗意的节日如除夕、春节、上元灯节、寒食踏青、端午龙舟、中秋赏月、重九登高等，一旦废除，不免可惜。第三，各种宗教如佛教、喇嘛教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宗教节日也是用阴历来计的。第四，潮水的涨落是跟阴历为进退的，所以从事渔业和海洋航海业的人，阴历还是有用。最后，现用阳历也不是尽善尽美，为了合理化，有彻底改革历法的需要。”这种分析是比较客观公允的，对应用了二千四五百年的旧历价值作了肯定。同时也指出阳历也并非“尽善尽美”，“阳历虽较优于阴历，而阳历自身亦不无可訾议之处”，阳历也存在年日的参差不一、以七日为星期的弊端、各月日数不相等、元旦与时令无关等问题。因此，废历运动或改历运动与其说是关注其历法之精密科学，不如说是更关注其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古代天文学未甚发达之时，历法常常改革，然其重心，则在推步之改进，以求精密适合于天象。故历代改革者，皆天文学家之职责。近代改历之运动，其重心已不在推步之疏密，而在年月日周之调和分配。分配办法与政治、教育、风俗、民生、日用、国际、交通、社会、经济、科学、统计均有关系。质言之，今之改历，历家之事不过什一，而社会之事占什九。”

四、结语

民国建立，为了与世界“接轨”，展现政府革命形象，“改正朔”成为一个重要议程。在孙中山的坚持下，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了改用阳历的政令，但由于骤然变革，政权内部并没有达成一致，依然保留了阴历。迫于形势需要，袁世凯的北京临时政府延续了阴阳合历的双重历法，直至1928年，国民政府形式统一全国，才将更多精力放在历改问题上。阴阳合历的历法体系，给人们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淆乱和困扰，造成了历法问题上“二元社会”，上层遵行阳历或国历，下层却我行我素，遵行阴历或废历。针对这种混乱的历法体系，王闿运写了一副对联加以讥讽，“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因此，国民政府发起了废历运动或改历运动，旨在通过革故鼎新，禁止废历，扫除封建迷信，以树立革命形象，巩固统治基础。但是，源于对政府权威的过分自信，“盖废除旧历以后，依据旧历的迷信节期，菩萨诞辰，无谓禁忌，以及虚构之好日忌日，即不复存在，所有迷信观念，封建思想，可一概廓清” 。且不论视阴历为封建迷信载体的说法并非能成立，仅从其立场及宣传策略即可管窥一二，由于国民政府对传统习俗不甚知悉或极为“藐视”，导致宣传中存在过于突出改历的政治意义、采用对立思维看待阴历、对阴历进行污名化宣传、对遵行废历者进行道德审视等策略失误，“二元社会”不仅没有消除，甚至造成二元对立，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分歧与冲突不断，甚至造成不少暴力冲突。

废历或阴历其实不仅仅是一种历法，也是传统习俗和广大民众情感依系的载体，由于宣传策略的失误，国民政府实际上在无形中构建了一个虚妄之阵，将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对立起来，造成“对垒”的态势。上层社会尤其是国民政府貌似强大，可以通过强制力量左右下层社会的历法选择，推行“新礼”，而旧俗看上去似乎比较弱小，短期内处于被压制状态，但其实它具有强大的持久性、坚韧性、渗透性和软控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断渗透或“侵蚀”着上层社会，使其不断产生分歧、分化，并不断向旧俗靠近或妥协，“理性上认定无意义的东西不一定在情感上真能够逃脱得了它实际的影响和笼罩，而‘习俗之饼’恰是理性无法全部操纵的，传统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其无处不在的强大规约性、在场性，还有人们对它不自觉的依恋与顺从” 。民俗具有稳定性，在另一个层面上则表现为保守性，在经济基础不变的情况下，其发展往往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物，具有强大的软控力，因此，需要在循序渐进中变革传统观念，深入研究，因势利导，正如鲁迅所剖析的，“改革一两，反动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历不准注阴历，却来了阴阳合历一百二十年。这种合历，欢迎的人们一定很多的，因为这是风俗和习惯所拥护，所以也有风俗与习惯的后援。别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是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只有充分重视民俗，尊重民意，寓礼于俗，注重礼俗互动，顺应其发展演变规律，并加以引导利用，才能真正推动习俗的变革。国民政府废历运动举措则过于简单、粗率、粗暴，企图依靠一纸命令及强制措施实现革故鼎新之目标，以礼代俗，以礼摒俗，乃至以法祛俗，其失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殊不知“风俗之为物，视之无形，听之无声” ，但却为民心所系，实为治国安邦之大学问，历来为圣贤先哲所重视、考究，并用之以制定接地气的国家大政方针。

（注：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