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关于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关系的研究述评

盐都区图书馆

【民俗文化】西方关于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关系的研究述评

摘 要

民间观念在西方学界经历了浪漫想象、民族精神重构和多元化发展三个阶段。自“民间” 被发现，即引起西方学界广泛而持续的关注，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关系的研究成为民间叙事学的重要命题，这一研究更接近作家文学研究的真实性原则。西方关于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关系的研究范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作为文学母体的民间叙事研究；作为作家叙事资源的民间叙事研究；作为与作家叙事平行的艺术形式的研究。这些理论范畴，不仅拓展和深化了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各自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而且清晰地揭示出文学形成的普遍过程与内在规律。

关键词

民间叙事；作家叙事；关系研究

一、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的联姻

究竟竟西方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的关系研究肇始于何时呢？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在民间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研究领域，研究具体文学作品中的民间文化的开创者是英国学者Dr.DerekBrewer（1923-2008）。英国是开展民间文化研究最早的国家之一，1846年，英国学者W.Thomas首先提出了“Folklore”这一学科名词。1878年，英国又率先成立了民俗学会。英国研究民间文化的代表人物有SirE.B.Tylor（1832-1917），J.G.Frazer（1854-1941），B.K.Malinowski（1884-1942），AndrewLan等。在他们称为“foklore”的文化现象中，民间叙事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的关系研究也是颇为引人注目的。Dr.DerekBrewer在剑桥大学英语系做了一次题为《梦、民俗和浪漫传奇的解析》，随后他在伊斯雷尔· 格兰兹讲座上又作了一次题为《论乔叟诗学》的精彩演讲，他作为一个专门研究中世纪的学者，以乔叟的诗歌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诗歌与民间叙事的关系，开辟了此类研究的一片新天地，之后此类研究的触角便延伸到了除中世纪时期以外的其他各个文学时期了。

现今文艺理论在追寻文学真实性的尝试中，有意撇开文本本身以外的一切其他要素，也很自然地有意地剥离了民间叙事，然而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是有着天然关联的，所以这种刻意剥离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背离了文学研究真实性原则的。从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关系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二者，将使二者更真实地展现出来。而提到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的联姻，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便是阿兰· 邓迪斯了。在当代民间文化及民俗学研究界，邓迪斯大概是对理论和方法论述最多也颇有创新的一位学者。他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把描述民俗学推向了解释民俗学的新阶段，使传统的对民俗材料的确认和描述走向了深度分析和阐释。其实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的关系研究也是从描述走向深度分析的。1963年阿兰· 邓迪斯经过其多年的潜心研究，梳理出了民俗学的学术发展历程清晰脉络，并哀叹民俗学的现状之所以令人感到郁闷不安并不是因为民俗民间文学自身的魅力削减了，而是因为其发展的步伐被阻滞了，民俗总是被限定在了历史的、本体的研究中，而忽视了当下的、变体的研究。可以说民俗与文学研究的联姻也符合阿兰· 邓迪斯的理论指引，二者的关系研究的确是另一个有待开辟的广阔空间。

在历史上，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运动促进了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关系的研究，民间在作家文学中经历了浪漫想象、民族精神重构及多元化发展三个阶段。西方民间叙事的呈现方式从最初的人文主义时期起是充满了浪漫想象的，民间最初被烙上了“高贵的野蛮人”的印记。民间的就是纯朴的、自然的、美好的，而现世所谓的文明人则是充满了罪恶和淫邪的，恰如被誉为英国小说史上的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的《鲁滨逊漂流记》。在随之而来的启蒙主义时期和前浪漫主义时期，寻找民间何在成了文化研究者的共同兴趣。而在浪漫主义时期，出于政治智力、国家复兴与民族独立等需求，已经被发掘出来的民间成了精英界、政治界争相利用的对象。缪勒、本菲、科隆父子以实证主义为理论指导，致力于研究民间叙事到底是从何而来，民间叙事作品的源头在何处？这实际上还是与民族主义有着密切关系。而在人类学家泰勒和弗雷泽的影响下，民间叙事迎来了它的第一次转向——人类学转向。近些年则迎来了民间叙事发展的多元化时期，除了传统的民间叙事关注的焦点以外，民间叙事的历史与未来、移民和流散民社区的适应与记忆、社会战略与集体认同、现代传媒中的民间叙事也成了民间叙事关注的新焦点。

并且，经过细致的爬梳，我们能发现，在这个广阔的空间里，二者的关系呈现出了如下三类基本关系：其一，民间叙事是一切文学作品的母体，是作家叙事的源头活水；其二，作家叙事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民间叙事资源；其三，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是两种平行存在的艺术形式。二者的关系研究也正是在这三种理论预设的指引下展开的。

二、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的关系

1.作为文学母体的民间叙事研究

虽然民间叙事是口头的，但是民间叙事先于作家叙事而产生，并且是作家叙事产生的基础，这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有关民间叙事的书面形式有时候被视为作家叙事作品的最初形式——《奥德赛》《贝奥武甫》其实就是史诗的书面版本，《帕特· 里克· 司本斯爵士》则是民谣，这些都是经典的例证。大体看来，作为文学母体（as UR Litera－ture）的民间叙事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其一，民间叙事被看成一切文学形式的母体，因为民间叙事能将民众心理乃至不见记载的民众历史的背景揭开给我们看，并能将几乎一切学问初起时的模样显露出来。因此，这类民间叙事与书面叙事的关系研究是在进化论或发展论的理论框架下展开的。具体来说，文献学家因此会对那个国家的语言从产生之初到最近的发展渐变的过程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哲学家因此能追溯人类智力发展的轨迹（伦理学者则因此有了探知在人类道德观念发展的历程及规律的依据）；历史学家也因此对没有任何记录留下的远古时期的时尚、恶习、罪恶、风俗、文学及国内关系等有了大致的构拟；民族学学者们则把这些作家叙事中的记载当作民族志来看待，以期通过这种路径重构一个更加广阔的文化环境。总归而言，只要是有鉴赏能力的人和评论家在拥有了这些 资料后能更加确信、并在更大的范围里思考和总结各自的学科理论了。

其二，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的关系研究为研究文学起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Hunro Chadwick和N.Kershaw Chadwick经过严谨地梳理验证，发现口头民间叙事先于规范的作家文学叙事而产生，并在二者合著的三卷本著作The Growthof Literature（《文学的生长》，1968）中提出了民间叙事是作家叙事的源头活水的重要观点。WolfgangvonGoethe则更加明确地研究了古代诗歌当中 的一种，即民谣，他认为民谣是最原始的诗歌形式，民谣中蕴含着其他文学形式——抒情诗、史诗和戏剧等——的最初形态。民谣这种口口相传的民间叙事形式确实是在诗歌之前就产生了，后来诗歌的各种形态也都是在民谣的基础上产生的。对于文学起源的早期评论普遍假定诗歌是先于散文而产生的，韵律和节奏是作家叙事作品最基本、最首要的特征；还有一种假设认为这类早期的、古老的、口头的民间叙事文本是自然的，并为后来的作家叙事提供了良好的范例，这就是所谓自然诗与文学诗歌的区别。美国诗人Robert Frost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进化论观点，他认为文学形式起源于民间话语形式（folkspeech），作家叙事的产生则建立在谚语和俗话上。简言之，文学的口头形式先于书面形式而产生。近来，一些以口头程式化形式编创的作品也倾向于认为是先于书面形式的文学文本而产生的。很自然地，一些分析学者也已经对口头叙事文学与书面叙事文学做了各方面的比较，包括叙事风格、叙事内容和叙事形式等方面。

2.作为作家叙事资源的民间叙事研究

民间叙事是其他一切文学形式的母体，因此也广泛地或显或隐地存在于作家叙事中，这也是研究民间叙事和作家叙事的第二种理论预设，这种理论预设将民间叙事当作家叙事的素材来源来看待。此类视野下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的研究从总体上而言是从四种不同的角度将民间叙事视为一种资源的，具体包括叙事风格、叙事技巧、叙事内容、叙事形式、叙事结构和叙事语境等。民间叙事在这里并非仅仅被作为文学本体来看待了，而被当成了人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中所展现的口头的、物质的、习俗惯制的特点都被囊括了进来。如此一来，民间叙事作为生活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进入了作家叙事。

其一，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关系的研究者努力在作家叙事中找寻、搜集、整理民间叙事的踪影。Margaret Dean-Smith的论文The Pre-Dispositionto Folklery中，她评述了文人在18世纪末和随后的一百年直至1900 年文人对待民俗的不同态度，她很自信地发现，受过教育的读者也有些关于早期民间信仰和凯尔特文学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学的知识，总而言之就是有些关于民间叙事的知识，这一点不容忽视。Bishop Thomas Percy的口头叙事文学集《英诗辑古》（Reliquesof Ancient English Poetry，1765）是诗人们创作素材的来源，这是显而易见的，这部集子为作家提供了包括叙事风格、叙事形式和叙事内容等方面的范例，并以此来对抗新近的文学形式，在他们看来新近的文学形式是远离自然本真的。民族主义的追随者们则发起了提倡体现民族主体性的文学运动，因为这类文学是以口头形式呈现的，并从文学—文化的角度为国家—民族正名了。除《英诗辑古》外，不计其数的研究者从作家叙事文本中找到了很多民间叙事的例子，这些例子完善了对相关民间叙事的记录工作，特别是对于某些民间叙事记录很少的历史时期而言，这种研究是十分有益的。这类从作家叙事中挖掘出来的民间叙事往往被谨慎地与民间叙事的类型和母题索引相互对照，以期确定它们的传统性，如《贝奥武甫》中的龙、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神话传说、雅各宾戏剧中的小骑士、哈代《卡斯特桥市市长》中的典妻习俗等等。毋庸置疑，这种搜寻是有益的。但美中不足的是，这类研究仅谈到了文学中的民俗有哪些，并不能呈现出真正的民间文化传统，最多也只能算是图书馆式的搜集。在后来的研究中，精通文学的民俗学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的戏剧中所使用的信仰、习俗惯制和叙事策略来源于何处？Bruce Rosenberg提出这种方法可能会揭示作家的学习和工作模式，与其所处时代和自然的关系、原创性及这类作家的艺术匠心所在。更多的学者认为作家依赖其所生活的语境，因此他们更多地关注与探寻关于作家所生活的文化语境的问题。

其二，除了搜集作家叙事中所展现的民间叙事文本，民间叙事在作家叙事中的内涵及功能也得到了应有的关注。民间叙事有时是作家叙事的背景、有时又是为了展现出逼真的场景、有时则成为作家叙事的核心和主题。这方面的总体研究已经有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然而这种系统的理论在用到具体的作家研究时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其实，每个作家都处在一个独特的时空中，并且有着各自独特的经历，因此对任何一个作家而言，其对民间叙事的涉足、其使用民间叙事的比例和其利用民间叙事方式都是不一样的，这类个案研究往往比系统的理论研究更细致、更多样化。当确切的起源找到了之后，他们就开辟了对单个艺术家的研究领域。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作品从《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到《红字》，从《坎特伯雷故事集》到勃朗特姐妹的小说，在中世纪和现代之间、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自由切换。正如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在口头传统中的重释一样，特定的模式、母题或象征意义也在许多伟大的小说家的小说里被采用并重释了。这种研究策略有助于民俗学家和文学研究者打破两个学科界限去理解和阐释其研究对象。在这类研究中，有关民间叙事与19世纪英国小说的个案研究是尤为值得关注的，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领军人物，即沃尔特· 司各特、查尔斯· 狄更斯和托马斯· 哈代，K.M.Briggs是这类研究中佼佼者。

其三，对民间叙事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读者理解作家叙事也是此类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对于这类研究而言，绝佳的范例便是巴赫金（Mikhail Bakhtin）为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建立的模式。巴赫金主张要理，解拉伯雷，必须理解拉伯雷所描绘的世界、理解阶级之间的差别、狂欢的价值、多语言（一个国家里不同阶层的语言）的文化氛围，民间叙事则用来揭示拉伯雷小说的这些特质。拉伯雷描绘的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他关注人们的声音和多样化的狂欢形式，巴赫金认为拉伯雷是用虚构地方式揭示了现实世界。巴赫金用反霸权的眼光来解读了拉伯雷所要展现的对官方文化的对抗。第三世界充满着民间文化，为了理解文学作品则必须对这个世界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

最后，不得不提及的是，在这类研究中，有一批相对“左倾”的研究者受索绪尔（Ferdin and Saussure）语言学的影响，认为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的亲疏是评价作家叙事的重要标杆，在他们看来，有些作家偏离民间叙事太远了，他们认为与民间叙事联系紧密的文学才具有更高的价值。因为，以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别看，民间叙事是语言，而作家叙事则是言语。民间叙事作为语言的一部分，是以社区为基础的、口头的、集体的；而作家叙事则属于言语的范畴，因为它是个体的、书面的永久记录。

3.作为与作家叙事平行的艺术形式的民间叙事研究

在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关系的研究中，还有一些学者采用了第三种研究方法，将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作为两种平行的艺术形式、交流方式和展演模式来看待。因此在研究两种不同的叙事形式时便可采用相同的理论和方法了。从叙事的本质出发，民间叙事和作家叙事讲故事的方式得到了平行研究。

其一，对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的平行研究引人注目的是以结构主义叙事学为重要的理论支撑的。例如，普罗普（VladimirPropp）对俄罗斯民间故事的研究方法也同样被用在了作家叙事中，并提出特定的形式和结构能在作家叙事中广泛地运用。丹麦著名口头叙事研究学者Axelol-rik的“史诗法则”和瑞士著名童话研究者MaxLüthi“童话现象学”的理论观点也同样被有机地采用了。民俗学家Linda Degh和Andrew Vazsonyi对民间传说中口语的分析认定了民间叙事的结构模式与作家叙事的共通之处。他们的研究表明，民间传说并非仅仅为单线叙事，而是和复杂多变的作家叙事一样，是不同的个体参与了传说的建构而形成的复调叙事。

其二，对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的平行研究中的接受研究也是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关注的，接受研究的重点在于探寻书面文本和口头表演中的相关要素唤起的读者或受众的反映。也有一些评论者认为在民间叙事和作家叙事中都存 在着经典，这种观点旨在强调民间叙事艺术值得作为一种叙事艺术形式给予研究。事实上，一种确保民间叙事艺术与作家叙事艺术具有相同价值的方法是转录，即将民间叙事艺术转录为书面的形式——这就是所谓的民族志诗学，这种做法即是为了将活的民间叙事艺术以固定的形式保存下来。民俗学家Dell Hymes和Barre Toelken的著作充分地阐明了民间叙事艺术转录为书面形式的过程。有趣的是，这种方法在早先便被诗人Charles Olson无意识地用到了。为了提高其口头表演的质量，他将诗歌的口头形式以书面的形式记载下来了，不管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反映的都是作者最初的创作意图。这类研究隐含着的预设及民间叙事和作家叙事是相互关联也是相互平行的媒介，并且都是具有艺术性的。这种方法回到了将对口头性的强调，但不同的是这种方法没有进化论的预设。

其三，在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思潮中，对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的平行研究挖掘出了既具有民间叙事特征又具有作家叙事特征的文本的隐喻意义。苏联所采用的方法是合并口头叙事和作家叙事，并鼓励有天赋的创作者融合这两种叙事艺术去创造出新的素材。殖民主义者有时候会压制民族文学的发展——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并且用异域文学和异域语言来取而代之。而后殖民主义文学则将具有各种民族文学特色的素材有机融合，形成混杂风格的叙事文本，甚至采用被殖民地自己的民族语言来输入其殖民主义价值观。

三、关于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关系研究的意义

作家叙事对待民间叙事的方法是使作家叙事不断传统化的方法，对民间叙事素材不断重复地移取摄用被事实证明是极具价值的。而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也是不断向前推进的，图书馆式的类型研究是此类研究的重要基础，随后学界借助母题学、叙事学、文化学、语言学、功能主义、精神分析、原型批评、历史-地理等理论方法从其起源、本质、形式、内涵和功能等方面对二者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对民间叙事素材的碎片化使用方式被认为是破坏了民间叙事的完整性而被认为是“左倾”的民俗主义的或伪民俗的。这些评价实际上全然忽略了真正的文化形成的过程，文化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再使用、再语境化的过程中逐步成型的。作家及其对民间叙事素材的使用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民间叙事传播的一种路径。过去的研究丰富了我们的知识，未来的研究将会更加彻底地解开连接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的神秘纽带。

西方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关系的研究不仅仅对世界范围内的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理论研究范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为世界各国的作家叙事文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对中国而言，西方关于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的研究不仅仅在理论上对中国民间叙事学与民俗学研究范式产生了明显的转向，使研究范围也得到了空前的拓展，而且在实践上对民间叙事的深入挖掘也为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给予了深刻的启发与重要的指引。

在理论上，由于西方对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关系的深入挖掘，在中国理论界，也相继出现了对现当代文学史上数次与“民间”有关的文学思潮的重新审视和反思，随着民间文化研究的兴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以往忽略的民间传统、民间意识，开始梳理它们与作家创作的内在联系，从母题、叙事、信仰、功能、语言、心理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1998年，中国台湾清华大学还举办了主题为“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研讨会，重点讨论了台湾新文学作家和民间文学的互动关系。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ISFNR）也在世界范围内定期举行研讨会，对民间叙事文学的当下的变体的研究也日渐深入。M.Fontes的《民间文学与文学：葡萄牙、巴西、西班牙文学的研究》、Bruce Jackson著的《来自口头传统的非洲裔美国人叙事诗》、Vibeke Bordahl和Margaret B.Wan合著的《中国大众文学中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相互影响》、Margaret B.Wan、Audrey L.Becker 和Kristin Noone主编的《大众文化中的威尔士神话和民俗：在文学、影视和数媒中的改编》等都是国际学界颇为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这类研究改变了民间叙事作品和民俗当下的、变体的研究一直遭受忽视的悲观局面，不仅使民间叙事和民俗的当下意义得到了更广更深的挖掘，也使民间叙事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民俗学的生活转向的相关成果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引下结出的丰硕果实。

在实践上，对民间叙事宝藏的深入挖掘与研究使作家们在利用民间叙事这一宝贵资源时更加得心应手了。如莫言、阎连科、贾平凹、格非、迟子建、汪曾祺、阿来、方方、阿城等一大批小说家就正阔步走在民间文学乃至民间文化专家和大作家的路上。只有深刻地体悟到了民间文化的精髓的作家才有可能成为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经典作家。

综上所述，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研究者必须小心谨慎地踏入这块研究领域，因为没有单独一把神奇的钥匙能打开这一扇扇充满奥秘的门。但同时这也是一块将会有很多收获的风水宝地，这里的宝藏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挖掘完的。

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