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兄祖先”神话与多民族共同体建构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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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弟兄祖先”神话与多民族共同体建构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在新时代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弟兄祖先”神话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建构的文化实践，成为当下维护与巩固和谐民族关系的有力支撑，是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思想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
中国口头传统中的弟兄故事数量众多，不论是哪个民族，哪一地域，民众都喜欢讲述弟兄故事，也喜欢倾听弟兄故事。从远古先祖到当代民众都在讲述和传承弟兄故事，包括原始时期部族、胞族的弟兄神话、史诗，以及今天不同民族的弟兄故事、传说等，其形态多样，内容丰富。这些弟兄故事源于民众生活中的弟兄关系，源于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民族形成的关系，经过传承人基于多民族生活实践的意义选择和情感升华，构成中国口头传统中弟兄故事记忆的生活和生活的记忆，弟兄故事因为各种关系的融入而使故事的传讲变得富有感情和意义。在中国，弟兄关系从血缘关系、亲缘关系逐渐扩展到地缘关系，因此，弟兄故事的讲述和传承在强调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的基础上，关涉更为广阔的族缘关系、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关系，成为建构多民族生活关系与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根基，其中“弟兄祖先”神话就是典型。
“弟兄祖先”神话作为口耳相传的文化记忆，在文字出现以前就已产生。文字诞生之后，“弟兄祖先”神话仍然凭借强大的生命力，以多种形态融入民众的生产生活，在社会发展中传承、演变和丰富，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大家庭，许多民族的“弟兄祖先”神话生动具体地记录了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活情状，表达了多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弟兄祖先”神话记忆的民族历史主要呈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迁徙途中某一民族与其他民族发生关系，或者弟兄祖先彼此协作，和睦生活;二是弟兄祖先在迁徙途中分离，而后各自寻找不同的地方生活。这些“弟兄祖先”神话无一不在强化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与和睦共生的关系。从历史的维度看，流传在中国境内的“弟兄祖先”神话涵括的文化记忆涉及不同家族、地域和民族的生活，彰显了多民族亲缘关系基础上家园共同体、国家共同体建构的意义。
一
“弟兄祖先”神话的传统取向
“弟兄祖先”神话产生时间早，流传时间长，其间包含了各民族“童年时期”丰富的迁徙记忆内容，构成了“弟兄祖先”叙事的神话传统。我国多民族的“弟兄祖先”神话主要表现为祖先迁徙，包括从天上迁往人间，从西北地区迁往西南地区，从南京、柳州等地迁往贵州云南等。这些“弟兄祖先”神话以口头传统的形式传承，形成了不同的叙事形态和传统取向。

(一)与洪水关联的“弟兄祖先”神话
这类神话讲述洪水导致人类几近毁灭，兄妹婚配，繁衍后代，迁徙生活，意涵了不同民族同根共祖的文化记忆。“伏羲兄妹成婚造人”神话的基本情节母题是:两兄妹救助了雷公，逃过洪水灾难;世界上只剩下兄妹二人，他们占验成婚;妹妹生下肉团，哥哥将肉团剖开，变出孩子;孩子们各自去寻找生活之地，他们成为多个民族的祖先。
傈僳族的《兄妹成婚》讲，列三和双三是兄妹，他们救助了斑鸠，并在斑鸠指点下种瓜。不久天发洪水，兄妹二人钻进瓜中得救。世间只剩兄妹二人，他们遵照神意结为夫妻。列三和双三成婚9年，没有孩子。双三的泪水淋湿了埋蒿针的坟堆，长出板栗树。双三吃下板栗，怀孕9年零9个月，生下7个男娃、7个姑娘。他们成人后分别婚配，生儿育女，成为傈僳族、白族、彝族、纳西族、藏族、普米族、傣族的祖先。这则神话流传在云南省鹤庆、永胜等地，由兄妹相婚诞下7对兄妹，他们的后代繁衍为7个弟兄民族。这种“弟兄祖先”神话体现了多民族共有祖先前提下拥有共同地域生活的弟兄关系，也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观念源自多民族共享生活的现实状况。
拉祜族的《蜂桶、葫芦传人种》讲，哀牢山上的一对苦聪老人有3个儿子，老大、老二好吃懒做，老三勤劳耕作。一年冬天，死去的阿爸变作大青猴，告诉三弟兄，天灾就要降临人间，要造蜂桶躲避。老大、老二不想使力气，就各自买了铜铸和铁铸的蜂桶，老三自己造了一个木蜂桶。洪水滔天，只有木蜂桶漂在水面。老三等到胳肢窝下的鸡蛋孵出小鸡，才钻出木蜂桶。这时，世上的人都被洪水淹死了，老三在阿爸的教导下砍树、种地、盖房子，并立下木秋千，引来仙女，与她结婚。仙女怀孕，生下一个葫芦，他俩的儿女从里面跳出来，数也数不清。老三夫妻用根藤棍在火塘里烧烫，把他们赶出去找吃的。“啊啦啦”叫着的儿女跑到山脚，变成了汉族、傣族的先民。“阿勒勒”叫着的儿女跑上山头，变成了彝族、拉祜族苦聪人的先民，从此人间就分出各种民族。这则神话包含了祖先崇拜、洪水滔天、婚姻缔结等叙事母题，围绕以拉祜族苦聪人为中心建构的弟兄民族关系进行解释。神话中的祖先以人与神的儿女的形态出现，他们共有的祖先是三弟兄的父亲，尽管父亲表现为祖灵形态，但他庇佑三个弟兄中最聪慧善良的小弟弟，延续了人种。《蜂桶、葫芦传人种》清晰地讲述了汉族、傣族、彝族、拉祜族苦聪人的由来，虽然带有神奇色彩，却将拉祜族苦聪人的生活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以口头传统的方式表达出来，并且世代传续。

(二)与其他灾难有关的“弟兄祖先”神话
这类神话是讲人类由于资源匮乏，或是疾病、战争等原因无法生存下去，迫于生活压力，他们便迁往更适宜居住的地方。
四川省盐边县苗族的迁徙在民众生活记忆中就与自然和人为灾难联系在一起。当地青苗的神话记忆是伏羲兄妹造人，人类繁衍生息。年长月久，人越来越多，生活物资不足，雷王也降下病来，只有少数人生存下来。之后，又有许多汉族人从外地迁移进来，苗族人称他们是新贵州，而自称老贵州。盐边的青苗认为，他们的祖先与汉族、彝族原本就是弟兄。伏羲兄妹藏在葫芦里，躲避了洪水，又以合磨盘、穿针眼的方式占验，成婚后生下三弟兄，大哥为苗族，二哥为汉族，老三为彝族。弟兄三人长大成人，分田分家，老二用碑石作为地界，老三用树桩作为地界，大哥挽草疙瘩作为地界。大火烧了草疙瘩，苗族大哥失去了土地，所以过去苗族大都租地耕种。其间因为太平天国运动，苗族人逃到四川。当时这里是荒山野岭，他们就开荒耕种，生活下来。白苗的说法则是，他们是明朝洪武九年(1376年)从贵州遵义府十字街大桥头狗木干(麻秆路)迁来四川。同青苗一样，他们迁来时，这里也荒无人烟，他们在此耕作，生活至今。白苗也有伏羲兄妹的神话，只是兄妹滚磨盘、穿针眼之前，还有滚簸箕的情节。伏羲兄妹先生下了一个肉团，被分成了一百块，挂在一百种树上，第二天，树下便出现了一个个茅草棚，住着一男一女，在李子树下的人家就姓李，在桃树下的人家就姓陶，于是出现了百家姓、百家人。后来，伏羲兄妹又生下了两个兄弟，哥哥就是苗族，弟弟就是汉族。苗族由于失去了土地，他们只能居住在山上，汉族因为有土地，居住在广阔的田坝里。
这种以口头传统留存历史、记忆历史的现象应该广泛存在于文字出现之前，是苗族民众明确的历史意识的表达。苗族的迁徙历史尽管主要以口耳相传的传统方式呈现，但这不能否定苗族历史的悠久，无论是青苗，还是白苗，他们均将苗族历史追溯到伏羲时代，这种表达并非随意的讲述，而是苗族记忆历史、维系生活的有意义建构行为。传承人在神话讲述中将苗族迁徙的原因解释为灾荒、战争、生存土地的有限以及生活资源的减少，这些显然都是迁徙民族共同面临的问题。同时，他们也反复提到苗族与汉族、彝族的弟兄关系，强调他们拥有同一个祖先的血脉联系，这既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也是在不断强化苗族与周边民族彼此依赖、互帮互助的情感联结。
中国“弟兄祖先”神话及其记忆呈现的多种类型和传统取向涵括了不同民族对于祖先迁徙生活的想象和建构，代表了不同民族处理民众生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族群之间关联互动的方式和形态，这些神话强调“弟兄祖先”的渊源关系和深厚的情感联系，从而形成了在共同生活区域和谐共生、同舟共济的现实状况，并且着力于“弟兄祖先”神话的共同情感价值、共有家园建设与和睦生活愿景。“弟兄祖先”神话叙事包含不同民族在生活中应有的权力话语诉求、族群文化的边界区隔和情感表达特质，这些成为不同民族生活情状的折射和生存发展的必然需要。
二
“弟兄祖先”神话记忆的生活基础
中国很多民族流传着“弟兄祖先”神话，从古传承至今，这就意味着“弟兄祖先”神话讲述的多民族“共同祖源”叙事并非完全出于虚构的幻想，而是具有多民族共同生活的事实基础。
“弟兄祖先”神话讲，弟兄原本就是一家人，他们有共同的父母，或是父亲，或是母亲，弟兄在灾难面前同心协力，共渡难关。后来因为生活所迫，弟兄不得不分家迁往各地，由此诞生了多个民族。这类神话全面而深刻地记录和记忆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民族共同体的生活历史。
在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的多民族尽管在长久的共同生活中保留了各自的文化特性，但是，在族源关系上、在地域关系上均是紧密相连的。不同民族之间相互支持、彼此理解，构建了守望相助的民族关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生活上还是文化上，各民族始终在进行着多层次、多方面的交流和交往，进而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看，中国多民族的共同生活实践贯穿于多民族的共有族源记忆、共同团结奋斗以及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中。因此，“弟兄祖先”的共同生活是建构“弟兄祖先”神话及其文化记忆的坚实根基。
基诺族的“弟兄祖先”神话讲，远古时洪水泛滥，仅有同胞兄妹玛黑和玛纽幸存，他们结为夫妻。仙人赐予他们葫芦籽，葫芦籽后来结出了一个房子一样大的葫芦，里面出来基诺族、汉族、傣族、哈尼族，也有的说还有布朗族。这样的神话讲述“可以反映出基诺族同汉、傣、哈尼等民族在远古时代的密切关系”。今天隶属于云南省景洪县的基诺族乡内居住着基诺族、哈尼族、布朗族等民族，他们在同一块土地上劳作，通晓彼此的语言，共享彼此的习惯，他们成为亲密无间的弟兄朋友。多民族的共同生活从古代一直延续到现在，“弟兄祖先”的族源神话就在这块共同生活的土地上诞生，并且不断被传承和充实，进一步强化了基诺族与汉族、傣族、哈尼族等民族的弟兄关系、情感依恋和共有观念。
侗族神话叙述洪水后匠良、匠美兄妹结婚，婚后生下肉球，不同部分分别变成侗族、苗族、汉族、瑶族。布朗族神话讲，洪水后，一对兄妹结婚，生四个儿子，分别成为彝族、哈尼族、傣族和布朗族的祖先。许多“弟兄祖先”神话中讲述不同民族的形成源于共同的祖先，这些民族有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生活上的交往关系，他们的经济生产、社会形态、文化习俗等具有较多的相似性，且关联密切。比如，“弟兄祖先”神话中常常作为“兄弟”的侗族、布依族、傣族、仫佬族、水族、壮族、黎族等同属于百越民族的后裔;藏族、羌族、彝族、白族、纳西族、哈尼族、景颇族、普米族、独龙族、怒族、傈僳族、拉祜族、基诺族、阿昌族、土家族等同属于氐羌系统的民族;苗族、瑶族、畲族等同属于“三苗”族群的后裔。这些民族之间的亲密关系不仅表现在自然地理、历史交往、经济生活等方面，而且体现在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语言交流等方面，所有这些均成为我国多民族“弟兄祖先”神话产生和传续的根源和动力。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于种种原因，不同民族迁徙、定居，形成交错杂居、和睦共处的生活关系，这不仅是这些民族生活的历史事实，而且是当代民族生活现实的重要形态。这种平等、互助、协作的生产生活状态，使得他们在解释自身起源的时候，也要对周边已经有所接触的其他民族的来源一并做出解释。在表达多民族共同生活、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时，“弟兄”是最为合适的、也是最具有情感力量的关键词。这里的“弟兄”并非真正血缘关系上的“弟兄”，而是指在生活实践、交往联系中形成的“弟兄”友谊及情感状态。因此，“弟兄”民族的祖先神话成为多民族共居杂处、一体同心生活的最好诠释。
云南省文山县(今文山市)壮族的神话讲，很早的时候有一个能工巧匠到森林里住，制造出木人，木人活起来后，就把瑶族造在沟边，壮族造在半坡，苗族造在坡梁上。“弟兄祖先”神话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民族与周边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的同根同源作为重要内容进行叙述。譬如瑶族神话讲，女神密洛陀用蜜柚、冬瓜、筷子等做成人形后放在四个箱子中，守候270日，第一代人问世，第一箱马蜂子生10对男女为汉族，第二箱黄蜂子生为壮族，第三箱蜜蜂子生为苗族，第四箱古蜂子生为瑶族。这里强调的是神造人，并按照造人的顺序分出相应的民族。德昂族神话讲，一天暴风雨，劈开的葫芦中出现动物、植物和汉族、傣族、回族、傈僳族、景颇族、阿昌族、白族等民族的祖先。这则神话讲到同一种植物生出不同民族。阿昌族神话中，天公遮帕麻与地母遮米麻通过滚石磨的方式占验成婚，9年生葫芦籽，9年结小葫芦，又9年成熟，打开葫芦跑出许多孩子，他们用第一眼看到的东西定姓，有梅、刀等姓氏，并且由于他们生活在不同地方，形成了傣族、汉族、景颇族、傈僳族等民族。
“弟兄祖先”神话中记录的民族生活通常在仪式中进行讲述和演唱，具有祭祀的信仰属性。因此，这些“弟兄祖先”神话不仅是在讲唱故事，不仅是在表达情感，更是以庄严的仪式彰显多民族民众的情感归宿，这些神话渗透进民众的生活，进而影响民族的生活。正如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所说，神话是“部落里面神圣的民俗信仰”，神话“不只是说一说的故事，乃是要活下去的实体。那不是我们在近代小说中所见到的虚构，乃是认为在荒古的时候发生过的事实，而在那以后便继续影响世界，影响人类命运的”。
“弟兄祖先”神话中的祖先是神性的，却被赋予人的情感，具有多民族共同生活关系记忆的真实性，包含了民众的“历史心性”。在王明珂看来，“弟兄祖先故事”中的血缘起源是几个弟兄，并且延续为当今“所有本地人”的血缘。“在‘弟兄祖先故事’中，‘起源’的血缘与地缘关系结构，决定了当今人群社会的血缘与地缘关系结构，因此无须量化、线性的时间，也缺乏系于时间的复杂‘历史事件’;也因此，多种的‘历史’(弟兄祖先故事)可以并存，而它们间不必有线性时序关系”。
“弟兄祖先”神话强调血缘关系、亲缘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的基础是以地缘维系共同体及由此形成的生活相依、情感相连的状态。“弟兄祖先”神话中，弟兄率领民众迁徙，跋山涉水，他们的才智、他们的胆识、他们的身先士卒、他们的宏才大略，帮助民众克服迁徙途中一个又一个困难，战胜一次又一次灾难，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弟兄在民族遭受苦难和战争的时候，敢于牺牲自我、造福民众的行为赢得了多民族子孙共同的爱戴和崇敬。正是有了这些“弟兄祖先”的英雄壮举，民族的迁徙才得以完成，他们如愿寻找到美丽、安稳、幸福的家园。因此，这些“弟兄祖先”就是多民族共同的英雄，深受多民族民众的拥戴，成为多民族共同敬仰和崇拜的对象，也不断维系、延传和强化多民族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域的密切关系。
三
“弟兄祖先”神话的多民族 共同体意识
费孝通认为中华多民族在历史上的互动形成多元一体的生活格局，“多元”表现为众多的民族、地方文化传统，“一体”表现为众多的民族传统汇聚成中华民族传统。民族与民族之间形成紧密有致的关系体系，多民族传统生活的共同性在历史进程中凝聚为国家共同体意识。
中国多民族流传的“弟兄祖先”神话的讲唱内容强调了民族间的亲缘关系。在这些民族中，有实力较强、人口较多的民族;有发展较慢、人口较少的民族。“弟兄祖先”神话中不同民族关于亲缘关系的记忆或为民族起源的历史真实，或为生存需要的生活事实。也就是说，“弟兄祖先”神话中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是历史的真实记忆，是对不同民族早期生活关系的高度概括。这些真实性的多民族关系以弟兄祖先或者弟兄关系的形态存续于口头传统中，由单一民族的生活上升到多民族的关系，成为国家共同体建构的基础，多民族“弟兄祖先”神话记忆的层次性则是凝聚国家认同意识的具体表现。
“弟兄祖先”神话记忆的模式化叙事结构内化为民族的心理机制被保存下来，在传承过程中常表现为接触、碰撞、选择和相融等多种状态，在多民族的口头讲唱中循环往复，形成习惯性的表达形式。其中内容不仅反映了多民族生活共同体的共有家园建设实践，而且渗透着人与自然互动中形成的共同体建构的多民族智慧。比如，生活在贵州南部地区的布依族、侗族、水族认为，其祖先原先居住在广西等地，在他们往北迁徙直到贵州的过程中，大哥沿红水河(盘江)往上行走，就是今天的布依族;二哥沿清水江迁徙，成为今天的侗族;三哥居住在龙江两岸，人口繁衍得越来越多，就为今天的水族。起初三弟兄共同生活，但是，当遭遇危机时，弟兄们为了生存，也为了生活得更好，便分开迁往异地，逐渐发展成不同的民族。这类“弟兄祖先”神话在布依族、侗族和水族民众中被反复讲述，强调共同祖先下的多民族关系，强调山水相依的生态基础和血脉相连的情感基石，构成了“一国多民族”的共祖、共生的文化记忆。
多民族共同祖先的神话在中国许多民族中都有流传。《哈尼阿培聪坡坡》讲述人类起源时说从水中出现了名为“塔婆”的人类始祖母，是她生出了瑶族、蒙古族、苗族、彝族、哈尼族、汉族、傣族、壮族等21个民族的祖先。这些民族为“一母所生”，拥有共同的祖先，分布在山水相连的不同地区，彼此之间有频繁往来，并且在生活中有各种形式的交往交流，从而达成多民族的相互理解及共同的生活行为，形成自然、自在的生活共识、文化共知的共同体。由此可见，“弟兄祖先”神话中所讲的民族关系是带有想象血缘联系的家族关系和亲缘关系。共有祖先的“弟兄”因为迁徙而表现出多样性的特质，形成不同民族，但是，无论这些民族如何发展变化，其固有的内在情感关系、信仰凝聚的力量是长存不衰的。
“弟兄祖先”神话中的弟兄并没有如同一个家庭一样生活在一起，而是由于生存压力，需要协调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和资源分配，“弟兄祖先”便各奔前程，各自寻找适合的生存地域，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平衡，建立“以人为本”的生活观、生态观和发展观。尽管多民族“弟兄祖先”没有一同生活，但是，其文化记忆内化的亲缘关系没有被割裂、被遗忘。“弟兄祖先”繁衍的子孙经常相互往来，他们在交往交流中保持着互为依存的生活实践，持续以多民族共有的血缘纽带和情感认同培育和铸牢多民族共同体意识。
“弟兄祖先”神话强调亲缘的紧密关系，也不回避迁徙到异地的分离状态，这种分离既是各民族“弟兄祖先”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各民族和谐生活的记录，成为不同民族“弟兄祖先”亲缘关系的延伸。虽然弟兄之间具有始祖根脉上的共同性，不过，因为生存环境、人口增长，或者资源分配等原因，基于生命延续和生活质量提升的渴求，“弟兄祖先”不得不选择分离，这种分离不是关系的疏远，反而是彼此的关照，他们始终将共有祖先作为维系多民族共同体的信仰基础和情感纽带。从这个角度而言，弟兄因为生活需要选择的分离实质上是在加强情感、加强联系、加强弟兄之间的紧密关系。“弟兄祖先”神话强调基于同一祖先信仰下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和谐生活的记忆，也是多民族在生活实践中的智慧结晶。这类口头传统或者与之相关的文化在仪式上展现，常以讲述族源、祖源神话的形式传承，意在强化弟兄民族的友好关系。因此，“弟兄祖先”神话一定程度上是在“借助集体记忆，借助共享的传统，借助对共同历史和遗产的认识”，“保持集体认同的凝聚性”。“弟兄祖先”的多民族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却又互利互惠的生活关系推动着社会可持续发展，他们不断凝聚共识，形成国家共同体意识。当然，多民族“弟兄祖先”神话传承在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呈现出不同的情状，尤其是历史上对以“华夏”为中心的中华民族社会结构中出现的“中心”与“边缘”的观念影响深远。
无论是“伏羲”“盘瓠”“蚩尤”还是“三苗”，都是早期中国历史记忆中的“英雄”。他们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各有其符号意义，如“伏羲”代表远古或原始时代帝王，“盘瓠”代表一个异类血缘，“蚩尤”代表被华夏打败的好战人物。许多西南少数民族的“英雄祖先”，就是这些远古历史记忆中被污名化的英雄，而在这些“历史”的潜层又常有“弟兄祖先故事”。
这些族源祖先记忆并非单纯的民众对生活的理解，而是贯穿了中华民族以“华夏”为中心的民族观、国家观的生活历史，贯穿了不同民族的自我定位以及相互之间的认识，贯穿了从民族共同体到国家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多民族“弟兄祖先”出现的种种情态。
“弟兄祖先”神话蕴涵弟兄民族的聚合与分离现象不只是生活行为，所包含的隐喻及背后的社会本相是多民族共在、协商的合作关系。不同民族共有祖先，拥有同根同源的生活记忆代代传承。“弟兄祖先”神话表现了多民族“共生互补”的生活关系，“弟兄祖先”及其繁衍的子孙构成了民族与自然、民族与民族之间相互依存、协调统一的命运关系。所有这些都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根基，也是中国多民族长期以来戮力同心、和谐相处的现实反映。
中国多民族“同根同源共祖”神话的文化记忆不仅可以被看做是民族的族源历史，看做是民族有关祖先的口头传统，而且也是他们以口头讲唱方式进行的娱乐和交流行为，具有凝聚民心、传递民意、交融共生的功能。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各民族之间彼此往来、相互支持，共同克服困难、战胜灾难，他们在开创幸福生活的种种努力中形成亲密无间的弟兄关系，这不仅是传承的力量，也是不断发展的力量，这种关系成为建构和促进同形同构的“弟兄祖先”神话生成和传承的历史基础，相应地“弟兄祖先”神话又强化了具有血缘纽带的弟兄联结，从而构建出多民族弟兄结成的“想象的共同体”，由此生发出多民族和睦团结的“共同注意力”，以及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行动力。尽管中国很多民族流传的“弟兄祖先”神话存在表达上的差异，但是，以“弟兄祖先”为核心的神话不但形成了特征鲜明的叙事类型，而且这些类型诞生和流传的基础是各民族民众共有的心理构图、生活地域和精神家园，其构成的“以人为本”的民族情感、地域情感相通、相生、相融。源于“弟兄祖先”神话记忆基础上的“同根”意识、“同祖”信仰，建构了“弟兄祖先”同根同源神话的话语体系，并且不断被40传承和传播，它以“弟兄祖先”神话多层次的记忆方式强化了构建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生活行动。依托“多元一体”的历史生活格局，“弟兄祖先”神话传递了不同民族生活互鉴、包容、和美的内在一致性，塑造了多民族文化的共生模式，深化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
四、结  语
“弟兄祖先”神话讲唱的记忆历史是族源性和祖源性的，基于不同时代民众生活而传承下来，表现为以神话为核心的文化共生力量在传承发展中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多民族讲述“弟兄祖先”神话常与仪式联系在一起，这就决定了“弟兄祖先”神话的仪式作为守护此类口头传统的屏障，使在历史进程中保存的文化记忆具有真确性和传统的凝聚力。
中国许多民族由于迁徙产生了数量众多的口头叙事，将迁徙历程中的生活以及发生的事情以神话形式记录下来。这些“弟兄祖先”神话尽管是基于生活的经历或者生活中的想象而建构的，但是这种讲唱往往以仪式空间为场域，并成为仪式的部分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弟兄祖先”神话的记忆是神性的、情感性的，也是情境性的，其包含的民众“历史心性”成为民族认同、地域认同的边界。
中国多民族“弟兄祖先”神话的祖源性虽然着重体现在祖先迁徙的历史上，从时间上看离现在的生活很远，但是，这些文化记忆在每个时代的民众生活中被反复讲唱，映现了不同时代民众的生活和思想。因此，中国多民族的“弟兄祖先”神话是立足于当下生活来讲唱祖先的历史，并非远离民众，且在生活需求驱动下不断得到调整和丰富，表现出传续不绝的活力和生命力。
中国多民族“弟兄祖先”神话以多民族生活为基础，“弟兄祖先”天然的血缘、亲缘关系，以及“各民族贸易、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频繁交往及依赖关系，将逐渐取代原先那些地方自给自足和闭目塞听的封闭状态。本民族的精神财富被赋予公共属性，片面和局限的民族文化也由此演变为世界性的文学”。“弟兄祖先”神话呈现的共同体观念意识和心理结构，包含了“弟兄祖先”神话及其记忆从民族走向公共性的多种面相，体现了传承这类神话的多民族生存历史的自然及人文环境的“共同性”，这种多民族共同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境遇在生活实践中反复作用于多民族凝聚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行动。
“弟兄祖先”神话记忆的多层次性成为“弟兄祖先”叙事里多民族同源关系的多层性表达，表现为不同民族共同精神、共有信仰基础上的多元性、多样性，并且从多个方面作用于多民族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建立、巩固和深化，在多个层面推动中华民族形成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这些多样化的记忆资源在不同层次上凝聚、升华，通过反复多次的口头讲唱，融入生活实践中，成为共享的认知，汇聚为建构国家认同的文化记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学会公众号  2021-4-30